于建嵘：理解袁立为何不移民

今日在社交媒体上读到袁立女士的感言。觉得有必要写些什么。

我曾担任上海袁立公益基金会理事，与袁立共事多年。在此期间，通过基金会的工作记录、财务资料以及她本人的讲述，见证了这位女演员帮助尘肺病人的努力。在陕西、湖北、贵州那些阴暗潮湿的矿工宿舍及贫困的农家，她不仅带去物资，更常常俯身跪地，亲自照护病人。

有一幕令我至今难忘：湖北农村一位尘肺病晚期患者拉着她的手说：“袁老师，您是我这辈子见过的第一位名人。”袁立俯身在他耳边轻声回应：“在这里，我不是名人，只是你的朋友。”

正是这种近乎本能的悲悯，支撑她在公益之路上行走了近十年。关于明星的责任，她很少高谈阔论。记得有次理事会后闲聊，她疲惫地靠在椅背上说：“如果幸运成为‘明星’，那意义可能就是让一些人因为我的存在，日子能好过一点点，能被记住得久一点点。”这句话在她身上，从来不是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践行。

基金会运营最为艰难之时，她毫不犹豫地拿出个人积蓄，她甚至推掉戏约或文艺活动，只为不让任何一个救助项目中断，不辜负每一位等待希望的病人。

由此可见，她不移民的感言，是真情流露。于她而言，留下不是无奈，而是一种清醒而自主的选择。她坦言：“去了国外，我就没有这些需要关怀的孩子，没有这些要探访的弱者。”这让我想起她常说的一句话：“苦难需要被看见，而正是这些需要被看见的人，让我必须留下。”

有人质疑她不过是在“表演善良”。但基金会的同事都曾目睹她凌晨四点启程进山，一路颠簸数小时；也见过她在办公室通宵核对每一笔善款的去向；更曾见她因救助项目受阻而失声痛哭。她所面对的争议，某种程度上源于她不愿磨平自己真实的棱角。在这个讲究圆融与妥协的时代，她的直率确实显得格格不入，却也格外珍贵。

袁立的选择，折射出当下社会某种精神困境。当“离开”成为许多人现实的选择时，为何仍有人坚持“留下”？她的回答朴素而真诚：“我和我的祖国，一天也不能分割。”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她与这片土地上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之间建立起的真实联结。这种联结，在一次次的探访中生根，在一声声问候中生长。

可以说，她那永不疲倦的身影，并非为了证明什么，只不过根须深植于这片土地，便再也无法从容地抽身而去。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温和而坚定的回答：当所有人都向往远方时，总要有人，回头拥抱此处的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