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主义之下
那些艰辛生存的孩子们
作者丨周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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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
家长与孩子之间日常的话语、表情与行为中,是否制造了看不见的创伤?在文化与观念的深层,又有多少习焉不察的惯性,正在背离父母对孩子的爱?当我们看待青少年教育的时候如何看待我们自己?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庄三部曲”作者梁鸿的新作《要有光》重磅出版,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记录并探讨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精神困境及各方应对这些困境的种种努力。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进入本书的问题域,我们请到了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以读书笔记的形式,为大家进行新书导读。
以下是周雪光老师的书评全文。
这是一部关于中小学学生生活经历的非虚构作品。刚接到中信编辑转来的这本书付印稿时,我以为与自己的研究工作没有太大关系。但经不住好奇心诱惑,随手翻开,没想到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作者梁鸿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她追踪访谈和参与观察从县城到都市的中小学生们:他/她们的学习、生活经历。书中描述了他们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之间艰辛生存的一个个场景片段。“艰辛生存”这类词汇一般是用在描述那些饱经风霜的人们的经历的,但用在这些孩子们身上也很贴切。书中叙述的事情令人触目惊心。是的,用“触目惊心”这四个字来形容一下我阅读时的心情,也毫不夸张。阅读期间我不时地要放下书来,放松一下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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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者的角度阅读这本书,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田野笔记,其中有观察、有访谈、有不同场景下的互动记录。那么,我们怎样来提炼其中的意义呢?
直面“撕裂”
在《要有光》的阅读中,与读者直面的是各种“撕裂”:父母与子女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家长之间、学生之间、心理医生与少年病人之间…… 我说的“撕裂”,是指与人之常情相背离的深深裂缝或鸿沟。
这是怎样的一种撕裂啊。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文化中最为亲情的关系,但却是隔阂和冲突最为尖锐突出之处,父母和孩子之间似乎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不妨摘录书中的一些片段。
一位高三学生这样说道:“我觉得我爸妈在教育上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真正尊重我,也许这是全中国家长共同的现象。他们没有真的把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来对待。他们既不认真批评我,也不认真认可我。他们没有真正尊重我的成绩和我的努力,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个孩子,他们没有意识到应该真正平等地和我说话,思考我的想法以及去理解我所做的事情。”
另一位孩子这样回忆道:“不是我玩游戏导致我不想上学了,而是我不想活了,我不想上学了,才去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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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热心为孩子做心理辅导的“阿叔”认为:“家长有改变意愿,也很想把孩子变好,但是,大部分家长没有思维能力和方法……即使父母观察到了孩子们的行为,听到了孩子的语言,也不了解他们的意思是什么……这屋子里的大部分家长都不知道孩子在说什么。”
一位孩子说道:“父母这一代才是‘空心病人’,能挣来钱,能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就非常满足。但是,青少年和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父母要求的是功成名就,孩子想的是‘我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更有意义’。”
有意思的是,孩子们似乎比父母更为头脑清楚,更能看清父母。这让我想起David Graeber的那个观察,弱势方比强势方更了解对方,对对方有更精细的观察和把握,而后者则不屑于关注弱势方的想法。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似乎也是这样的。
还有师生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日为师,终生父母”的师生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亲情关系;在当代社会,随着制度化过程的延伸,老师的传统责任和职业期待融合在一起了。然而,书中的故事却是另外一种情景。
举一个例子。小正同学在学校难以管理,于是校方要求家长妈妈到教室里,坐在单独给小正设置的座位旁边陪读。“这个陪伴过程其实也是把孩子完全孤立了起来……这种物理性隔离就变成了心理隔离,小正更无法融入大集体。”而各方并不关心小正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家长们忙着驱逐小正,小正妈妈疲于应付,学校难得糊涂。到最后,小正到底为何成了这样子,反而成了被忽略的问题。
面对学生、教室、校园里发生的各种事情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从心理健康到公关危机,学生的身心健康本身在老师和学校领导的心中有多大的分量?
再比如医患关系。在《要有光》的孩子经历中,心理医生的身影不断出现。这是时代进步的体现,意味着人们认识到,我们不仅要关心身体健康,而且要关心心理健康;后者对于少年儿童来说尤为重要。然而,在作者讲述的不少片段中,心理医生明知孩子的心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也无能为力,甚至不能率直地给出基于医生职责的建议。
类似的例子散落在书中的各个故事、场景中。在中小学生刚刚涉足的世界中,就已经浓缩了社会的残缺、紧张和危机。整个社会方方面面和各个环节,学生、家长、老师、校长、政府、社会组织机构都带着大写的“无奈”。人们关心的是怎样应付接踵而来的燃眉之急,度过面前的一道道坎,无暇从孩子的长远发展来考虑。
于是,孩子们离开了教室和伙伴们,去孤独、去休学、去流浪,或者进了精神病院、ICU,甚至离开人间……
从绩效主义中解绑
作者笔下的许多描述和议论,多是从心理认知方面着眼的,这的确很重要。父母和学校常常着眼于孩子们学习的成果,因此简单粗暴地处理问题,在与学生的互动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正如那位热心为学生做心理辅导的阿叔说的,“我们的认知出现了偏差,事件长期累积, 最后导致了问题出现。”
作者的讨论也提出了社会学的问题。她注意到,所谓的普及教育只是让每个适龄学生都坐在教室里,它其实是个选拔系统,至于你是否真的被关注、被很好地教养,则是很难衡量的事情。被选择出的百分之二十的学生被认为是精英,是希望,而其他百分之八十的学生则被平常对待。
从社会学角度来思考,哪些社会制度产生了这些问题?如许多人意识到的,整个社会是一个“内卷”的机器:学校、老师,包括学生。而许多孩子是这个机器的牺牲品。我想起鲁迅的那句话:救救孩子。如果说百年前鲁迅的呼声在于救孩子于封建礼教之中,那么,今天需要将孩子从绩效主义的脱缰野马所驱动的战车上解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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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书中描述的这些紧张冲突的一个重要渊源是当代社会中主体性意识的兴起,这尤其体现在青少年一代身上。他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他们的信息渠道、思想活动的多重纬度,大大地推动了个性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当代社会已经为他们设计了高度制度化的道路:“上学”。上学是全家无法剥离的执念,除此之外,几乎无法想象其他的路径。他们始终处在通往高考征途的不同阶段。
与此同时,现在的孩子们的社会化过程与他们的父母一代有了质的区别。不同的社会化过程导致两代之间、少年与既有的社会模式和规则之间,发生了极大冲突。
《要有光》中那些中学生的艰辛经历体现了主体性意识与制度化套路间的矛盾磨难。类似的情形在其他文化背景下也早有体现。这让我想到,我们熟悉的各种社会思潮,如书中提到的上世纪流行的存在主义思想,在今天的中国才具有实在意义 ,因为这一代孩子在面对巨大的现实束缚而难以挣脱时,更感到“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样问题的尖锐性。当代年轻人的恋爱观、婚姻观、家庭观,以及“断亲”等举动,需要放在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中来认识。
一位研究青年的学者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和团队在访谈青年生活经历时,起初前来报名参加访谈的青年人寥寥可数。后来许多人报名参加,有了长长的名单可供选择,访谈时间从一小时延长至数小时。有一位女性在访谈后仍然不吐不快,在团队离开时,追到机场继续谈。人们需要倾诉和疏通的渠道和机制,青少年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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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寻找答案?显然并没有一个适合所有人的答案,因为每个学生、每个家庭、每个教室、每个学校都有各自的环境、成员、困难和资源。面对如此举足轻重、涉及到千家万户而又急迫回答的问题,我想基本的思路应该是,允许和鼓励人们(家庭、班级、学校、区域)向不同方向的探索,鼓励不同的利益涉及者(stakeholders)参与到这个探索过程中,鼓励平面的交流,推动建立各种平面交流的机制。
从学术人的角度来看,回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学者们针对青少年倡导的重建“附近”的劝告和实验,也需要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只有把脉诊断清楚其社会病灶,才能提出相应的医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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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光才有希望
《要有光》的作者梁鸿是文学专业教授,又是作家。想来文学工作者尤其具备做这类田野研究的基本技能:首先,仔细的观察能力,以便捕捉和理解研究对象的微妙心理活动,包括各种表达或不表达方式;其次,生动准确的文笔,将这些细节和心理活动准确和生动地描述出来。作者为了文学效果而采纳了一些穿插、剪裁手段,增加了各种事件与人物的复合、衬托、呼应效果,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
作者的细心观察和直白文笔,将许多人物、场景、事件实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那些身临其境的家长们、老师们、学生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亲人、老师和同学。例如,那位热心从事心理辅导事业的阿叔,“他就像堂吉诃德,手持长矛,却无处可刺;有时看过去,他又像一个孤独的演员,在舞台上独自悲愤地表演,台下却空空荡荡,没有一个观众。”文中呈现出一个个朴实又鲜活的形象和镜头,那些焦虑、困惑、反省、成长中的少年,还有那些无奈但执着的家长、老师、校长、心理医生。
书中也透露了缕缕光亮线索。在一个母子对话互动的故事里,母亲在痛苦的母子互动过程中终于醒悟了:她的儿子正以自己艰难的成长作为基础,向母亲提出“你要学习”的要求。他们之间似乎有了并肩前行的可能,既是母子,也是朋友。好的咨询师就是靶向药,挖到最核心的东西,人很快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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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几个相关的几个故事。其一是书中的故事也延伸至大学。上半年在北京教学期间与学界同行多有来往,大多都从事大学教育工作。大家交流起来,听到的最大感慨是:很难和与现在学生沟通了。 同事们描述了学生的情况:TA们入校时已经有了固定的看法,很多时间都在自己的手机天地中,很难与其他同学包括同班或同寝室的同学交流,即使在为了集体交流的春游途中也时常面对各自的手机。
其二是那些勇于寻找新出路的探险者。一位身为大学教授的母亲勇敢地讨论中学辍学的儿子另辟蹊径的发展经历;另一位大学教授的父亲同样勇敢地谈论自己儿子的特殊教育的经历。在TA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冲破世俗羁绊、探求新型亲情关系的勇气和努力。
我想起母亲家附近的那位理发师。每次我到他那里理发,我们总要谈起他那正在初二的儿子,一位很有个性和主见的少年。他们夫妻俩为了孩子费尽了心思,与来理发的各类人不断地探讨好的教育和互动方式。
作者在后记中写道:“我希望经由这本书,重新打量我们的生活和观念。不管你有没有孩子,不管你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不管你家里有没有一个‘生病’的孩子,在看完这本书之后,你要思考,到底是哪些东西让我们的孩子‘生病’了。或者,我们返回自身,思考是我们哪个地方‘生病’了。”
“要有光”,有光才有希望;正视才有新的开始。
周雪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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