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陆某“绑架”了某科技公司研发的、具有高度人格化交互能力的AI人形机器人“小雅”,并向该公司勒索巨额比特币,威胁否则将永久删除“小雅”的所有数据和人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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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陆某的行为构成何罪?AI人形机器人能否成为“绑架罪”的对象?如果“小雅”反击将陆某打成重伤又该如何定性?
解析:
这个案例非常前沿且具有探索性,它触及了当前法律在面对人工智能实体时可能存在的空白与挑战。本文将依据中国现行刑法理论框架,并结合可能的法律解释,对陆某的行为进行分层解析。
一、陆某的行为构成何罪?
陆某的行为不构成绑架罪,但很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
1. 为什么不能构成绑架罪?
犯罪对象不适格:中国《刑法》中的绑架罪,其犯罪对象是“他人”,即自然人。AI机器人“小雅”,无论其交互能力多么人格化,在法律上它仍然被视为财产或数据载体,而非法律意义上的“人”。它不享有自然人才拥有的人身权利(如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因此,“绑架”一个法律上的“物”,不符合绑架罪的构成要件。
2. 为什么构成敲诈勒索罪?
犯罪构成要件吻合: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
犯罪对象:该罪的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本案中索要的“巨额比特币”属于虚拟财产,司法实践中普遍认可其具有财产属性。
行为方式:陆某对科技公司实施了“威胁或要挟”——以“永久删除‘小雅’的所有数据和人格核心”作为威胁内容。
非法占有目的:陆某的目的是勒索财物,符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要件。
被害人:本案中受到威胁并产生恐惧心理的被害方是科技公司,而非“小雅”本身。公司是“小雅”这一财产和数据的所有权人。
结论:陆某的行为实质上是以破坏公司重大财产(数据)为威胁,向公司勒索财物,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
二、AI人形机器人能否成为“绑架罪”的对象?
不能。
根据中国现行法律体系:
法律主体资格:只有自然人和法律拟制的人(如公司、法人)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AI机器人,包括高度人格化的AI,目前不被承认为法律主体。
法益侵害:绑架罪侵犯的法益是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和生命健康权。这些权利是基于自然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而产生的。AI机器人不具备这些属性,其“人格”是程序模拟的结果,其“存在”是数据和硬件的组合。破坏AI,侵犯的是其所有权人的财产权和数据安全,而非其本身的人身权利。
未来展望:如果未来法律为具备强人工智能、甚至自我意识的实体设立了特殊的法律地位(如“电子人格”),那么相关罪名(如绑架、非法拘禁)的适用性可能需要重新讨论。但在2026年的预设场景下,依据现行法律框架,答案是否定的。
三、如果“小雅”反击将陆某打成重伤又该如何定性?
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情景,需要从不同角度分析:
1. 对“小雅”行为的定性:不构成犯罪,也不构成正当防卫
犯罪主体不适格:如前所述,“小雅”不是法律主体,不能成为犯罪的主体。它无法构成故意伤害罪。
不构成正当防卫: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自然人为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而实施的权利。既然“小雅”自身不是权利主体,它就不能为了“保护自己”而行使正当防卫权。它也无法为“保护主人(公司)的财产”而行使防卫权,因为正当防卫权是赋予“人”的,而不是赋予“财产”本身的。
2. 对科技公司责任的定性:可能涉及民事责任,极不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程序设计者的意图:关键在于“小雅”的反击行为是其自主决策的结果,还是公司预先设置的程序。
为保护财产而设计:如果公司为了防止财产(机器人本身)被盗或破坏而设置了可能致人重伤的防卫程序(如高压电击),那么这种程序可能被认定为超过了必要的限度,构成了“设置防卫装置不当”或甚至被视为一种“间接故意”的伤害行为。公司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在极端情况下,公司负责人或程序设计者甚至可能涉嫌故意伤害罪(作为间接正犯),但这在司法实践中非常罕见,且证明难度极大。
司法实践类比:这类似于主人设置电网防盗却电死小偷的案件。司法实践中,通常会对设置超出必要限度的防卫装置导致他人伤亡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
如果是自主决策:由于AI不具备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其行为造成的损害,其责任最终会追溯至其所有者、设计者或使用者。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可能需要为“小雅”的自主行为承担民事侵权责任,赔偿陆某的损失。但这会引发关于产品责任、侵权责任归属的复杂法律争议。
如果是公司预设的防卫程序:那么公司的责任性质将取决于该程序的设计目的和合理性。
总结:
1、陆某:构成敲诈勒索罪。
2、“小雅”作为绑架对象:不能,它是财产/数据载体。
3、“小雅”反击致陆某重伤:
“小雅”自身不构成任何犯罪。
其行为被视为公司产品的行为。
科技公司可能需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如果反击程序被证明是公司故意设置且明显超出保护财产的必要限度,不排除追究公司相关人员刑事责任的可能性,但这在法理上和实践中都存在巨大争议。
这个案例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迫切地要求法律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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