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做书人，读书过程也像缺少油盐酱醋那样没有滋味了

近读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汪耀华新著《出版往事》，哑然失笑中抱以愧怍：这本书名前缀其实还有“散落在书页上的”七个字，若是省略，那就聚焦不了书中叙述的23位书业前辈的真情故事。至于“读书不忘做书人”，似乎也有瑕疵，该是“读书不忘写书人”为妥；可写书人没有背后的做书人，好书便不能面世，读书过程也像缺少油盐酱醋，味道不那么鲜美了。

汪耀华开宗明义地说：本书所写，大致为出版人的出版故事，有些曾长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的则是难得披露，却多少能给人一种精神力量和生活的感受。说实话，汪耀华研读了不少出版史料，挖掘做书人的真实故事，可谓碎金闪烁，遗珠可拾，一代代出版人的精神世界跃然纸上，让读者对张元济、陈原、范用，以及赵家璧、曾彦修等出版前辈怀以无限敬意，更想到中华文脉传承相连，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贡献将永远为后人牢记。

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办于上海，1954年迁北京，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商务印书馆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难能可贵的是，商务善待员工为出版业楷模。1932年1月29日，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厂被日军炸毁，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当时商务上海各机关员工有3700余人，大多数人多年倚为生活的总厂被毁而且室家财物也同遭此劫。“他们都纷纷挤到商务印书馆设在安全地带的发行所来要求救济。”“所以我们第一件工作便是分头向各银行的后门钻入，去商量暂借若干现款，藉以救济正在流离失所的同人。结果即于商务印书馆被第一炸弹而发火的一小时内，宣布发给各同人每人救济费十元。第三天宣布每人加发半个月薪水。”虽人心各异，矛盾交织，但商务“以人为本”，撒下读书种子，留住文化根脉，值得当今出版业深思。

《出版往事》中有一篇写陈翰伯出版生涯的趣闻，他青春办报，皓首出书，从1958年至1966年的八年开创了商务印书馆的再度辉煌，1978年7月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直到1979年12月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首任主席，这个“代”字的官衔却没去掉，之后的局长（署长）分别是边春光、宋木文、杜导正、于友先……其实，作为我国出版“首领”，何人所能“代”？《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先后出版，都凝聚着陈翰伯的功绩，他倡议创办三种杂志：北京出版《读书》、上海出版《辞书研究》、香港出版《开卷》，他为这三种杂志组织编辑班子，商定编辑方针，帮助安排出版。他为《读书》杂志匡定了11条批语，为《辞书研究》归纳了10条办刊方针。这些业绩，无人可代。但人无完人，有人在肯定他成绩之余，也评说起缺点：他“有时对事情考虑也有不周的地方”“我觉得他的缺点是，似乎少了一点幽默感”“翰伯有时正直到令人吃惊的憨态。”书中还写到如此见闻：有人回忆，1972年，北京流传一个笑话（有人一口咬定是真事）。出版口的负责人在向周总理汇报时，总理说：“可以印《三国演义》嘛！”汇报的人说：“那个嘛，作者还没有修改出来呢！”不管有没有这件事，周总理确实点名调回四个人，即出版口的陈翰伯和陈原，文物口的王冶秋，《人民日报》的袁鹰。当时，陈翰伯落实政策返京时带回了补发的800元工资，用一部分补发的工资买了三头牛，赠送给了当地农村。陈翰伯的这些细小琐事，大体还原那个时代出版家的个性、心境与真诚，体现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书生报国的情怀。

本书中，汪耀华写了与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汪轶千、《出版工作》主编滕明道、《中国出版年鉴》及《出版参考》主编方厚枢、《新闻出版报》总编辑谢宏等京城出版界大家的友情与交谊，倡导“做书，是出版人一生的事业”的人生观，讲述“不唯学历讲能力，不拘一格评人才”的真实例子。

在《据事修史树典范的方厚枢》一文中，讲述老署长宋木文是方厚枢的老领导也是好领导。方先生1987年申报副编审职称，因学历仅是“初中肄业”，未评过“编辑”，英语也只识几个字母和会说少量单词，担心评不上。当时，老署长任编辑出版专业高评委主任，在评审时提议、全体评委通过，破格评定了方先生的编审职称。1991年11月，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颁发政府特殊津贴证书仪式，老署长主持颁发证书的座谈会，经他征得党组其他同志同意，按专业任职经历、学识水平和实际贡献，使白以坦、王大山和方厚枢以特例同其他老专家们一同名列第一批入选：人民出版社副编审白以坦，因校对《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无一差错而被称为“校对王”；荣宝斋王大山（无高级专业职称），因鉴定古字画和现代名人字画善辨真伪而享誉京城书画界；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审方厚枢，长期在国家出版机关工作，因自学成才，有“活字典”和“资料库”美称，并在辞书、年鉴和出版史研究中成绩突出。准确地说，方先生在一个介于“断层”的空间中，有真才实学，脱颖而出，发挥出他的才干，为出版史留下了珍档。在之后的写作中，他也不回避、不跟风，保持着一个史家的直率和认真。这是时代的赋予，也是做书人的幸运，尤其有宋木文这样慧眼识“千里马”的伯乐。

说到读书、做书，《出版往事》还提到其他故事，像《郑士德记忆中的发行要事》《听李昕做书引发的故事》《古旧书里讨生活》，讲到读书、买书、藏书、卖书、贩书、捐书的阅读流程和阅世人生，读来兴趣盎然。有趣的是，汪耀华提到一本《书贩笑忘录》（中华书局2018年4月出版），记录着13位当代旧书商人的人生阅历，提及潘家园、古籍、拍卖等等，很多年来一直是书友们寻觅、鉴赏、举牌的代名词。从13人的经历中，几乎可读出这个行当的大致轮廓。其中的人生往事、艰难不幸或赚钱藏宝，都是寻常人乐以知道的故事。这本书记载着在人们身边的那些书贩们的不凡故事，读来不仅容易产生同感，而且感觉还差“后回”。但愿人们能从这本《出版往事》读出更具象、更新鲜的感受。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原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