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前高级官员：中国是全球契约组织最早且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

10月24日，联合国迎来成立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联合国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联合国宪章》仍在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投下深远的影子。在这份理念的延伸中，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应运而生。它以“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为目标，推动商界、政府与社会共同践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前高级顾问杜晖贤做客《风云对话》，80年过去，联合国能否凝聚新的共识？

杜晖贤：中国是全球契约组织最早且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

主持人 朱梓橦：

那我们就从您在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经历和故事开始吧。请您谈谈那段经历，您是如何参与建立全球契约办公室的？

前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高级顾问 杜晖贤：

这是一个既有趣又漫长的故事，简而言之，我的女儿曾经结识了乔治·凯尔，他是科菲·安南领导下的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而我对这个项目的理念非常感兴趣。我的女儿当时在瑞典沃尔沃公司担任高级主管，刚好来纽约度假，她给乔治打了电话，乔治说那就过来坐坐吧。于是我们在联合国代表的咖啡厅里短暂见了面。我对他们当时想要接触并邀请参与的人选很感兴趣，结果发现，这些人中，很多是我认识的在世界各地商界担任重要职位的人。于是我主动提出，可以联系其中部分人士，询问他们是否有兴趣进一步了解全球契约。结果是，当科菲·安南召开会议正式启动全球契约时，我联系过的多位人士都收到了邀请出席会议，而我自己也获邀参会。那算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触到全球契约。会议结束时，我正走出会场，科菲问我，是否愿意到联合国工作。如今我已是个退休老人了，但当时我答应了这份邀请。

主持人 朱梓橦：

回顾那段经历，当初建立全球契约的动机是什么？

前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高级顾问 杜晖贤：

科菲·安南当时有几个非常强烈的动因。其一，他深知企业作为联合国公众及利益相关方组成部分所蕴含的力量。正如你我都是联合国的利益相关方，企业界和商界领袖同样也是。所以我认为他在寻求一种方式，让企业界能够以利益相关方的身份，与联合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他有一句名言广为人知，在达沃斯，他问商界人士：是否有可能把市场的力量与创造力，与普世理想的力量结合起来。这正是他的理念所在。所以，扩展和拓宽联合国的根基是动机之一，让它更像是“属于所有人的组织”。其二则是真正借助企业的力量，来帮助实现联合国和平与发展的各项目标。

当我正式加入联合国后，我的首要任务是前往世界各地，与各国政府和企业领袖们谈论全球契约。而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人们对联合国本身、联合国能做什么以及想做什么，都存在非常模糊的认知。我认为很少有人真正花心思去了解联合国。因此当我到访某些地区时，当地人士视为这是难得的机遇，可以有机会与联合国代表会面、探讨科菲·安南的理念。这是首要观察。就多数国家而言，推进工作相当顺利。而真正的亮点是中国——我记得动身前有人听说我要去中国，都说"你要去谈人权、谈劳工权益？祝你好运"。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中国领导层对这些议题非常重视，并表示：“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因此中国成为全球契约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

杜晖贤：中国倡议促企履责，“光彩事业”助千万民众脱贫

一直以来，中国坚定推进多边合作，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全球契约组织目前汇聚了145个国家的1.2万家企业，是全球最大的企业社会责任倡议。其中，中国企业超过1100家。二十多年前，正是时任联合国秘书处高级参赞的杜晖贤率先将“联合国全球契约”引入中国，为中国企业了解并践行国际可持续发展理念搭建了桥梁。

主持人 朱梓橦：

像中国、美国以及欧盟这样的国家，它们都有着不同的议程、不同的理念和不同的文化。那么企业、国家及民众究竟如何在这些国际协调进程中凝聚共识？我认为这个过程必然也存在协调环节。

前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高级顾问 杜晖贤：

确实。我在想“协调”这个词是否准确。如果你把人权、劳工权利、环境保护和反腐败原则作为全球契约的原则——这些都是普世价值，因此，它们是协调要素。但就协调工作本身而言，我认为全球契约的实际介入有限，它更多是提供一个供各方协作的平台。我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发展，目睹中国企业与各国企业间开展大量优质对话——他们逐渐形成相近的思维方式，或至少能在相同议题框架内进行讨论。我认为这在促进企业间共识凝聚方面成效显著。参与方不仅限于企业，还有许多非政府组织加入，这些组织的参与本身正是积极的发展。

主持人 朱梓橦：

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请您谈谈这个倡议。您认为它做出了哪些贡献？

前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高级顾问 杜晖贤：

我观察到这项倡议已经并正在产生深远影响——它不仅改变了中资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认知视角，使其不再视这些市场为简易获利场所，而是更切实地推动企业与产业界积极履行相关领域责任。我认为这是其中至为关键的环节。从发展模式中孕育的成果，诸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典范案例——该构想源自中国，总部毗邻奥运园区，而所有权归属于110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是股东，银行治理通过股东选举的董事会实现。因此这虽始于中国倡议，但已真正发展为国际性事业。我认为这正是体现倡议可行性的例证。

另一个范例是中国重要的扶贫项目——“光彩事业”。这个项目以非常卓越的方式汇聚企业、政府、公司与农户，让各方各司其职。其运作成效十分显著：农户提供土地及耕作经验；企业提供资金与生产资料；最重要的是，企业能承担风险——因为如果农户承担风险，农作物歉收时，农户将面临生存危机。而企业机构则具备风险承担能力，可以说拥有足够的缓冲空间。它们拥有足够的洞察力和市场理解力，能判断哪些风险可以承担，哪些风险不能承担。如果要承担这些风险，又该如何承担。政府则可以提供它擅长的：比如基础设施、道路、电力、水利等。通过让各方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协同发力，就能取得巨大成效——仅这一项创新举措，就帮助约一千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该模式至今尚未在其他国家成功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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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人：王志江

编导：那可

编辑：那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