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26日清晨,北平的秋风略带凉意。一辆黑色轿车悄悄停在中南海丰泽园门口,66岁的张干扶着车门,慢慢站稳。他特意把领口整理得一丝不苟,手却止不住颤抖,因为等会儿迎上来的,是自己当年差点赶出校门的学生——毛泽东。
大厅里灯光柔和,毛泽东迈着大步迎出门口,笑声爽朗:“张校长,好久不见!”两双手紧紧握住。陪同人员都清楚,这位客人来头不一般:1915年,他曾要求董事会“即刻开除”毛泽东;今天,他却因为学生的一封亲笔信,获得“每月供资养老”的优待。时光翻转,这段师生关系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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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禁好奇,这份看似反差巨大的情谊,到底从何而来?
时间拨回到1914年夏末,长沙城的暑气刚散,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门口却不太平。新任校长张干挂出布告:下学期每名学生缴纳10元学杂费。对很多靠奖学金读书的孩子来说,10元是“天价”。话音没落,校园里鼓噪四起,罢课浪潮奔涌而来,矛头直指这位30岁的“年轻校长”。
毛泽东当时就读一年级,他没有急着跟风喊口号,而是抄起笔杆,写出四千字《驱张宣言》,逻辑严密、火力全开:“对上逢迎,对下专横,误人子弟……”宣言印了一夜,散满整个校园。第二天早上,白纸黑字贴得到处都是,张干看后脸色铁青,胸口直跳,当即请董事会开除毛泽东等“闹事分子”。
此举激起更猛烈反弹。教师杨昌济起身拍桌:“谁敢开除学生?我等全体罢课!”在师生合力围堵下,省教育司只好折中:张干记过留任,毛泽东等人“记大过一次”。可风波并未平息,张干最终黯然去职。昔日“一师掌门”,转身成了临时中学数学老师,官路就此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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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城街谈巷议,学生们拍手叫好,却鲜有人知道,张干背地里跑过几十趟都督府,为的就是想把那10元学杂费改成“公拨”。钱没争到,他反倒把自己陷进漩涡。多年后,张干回忆往事,苦笑一句:“若早仰赖门生之笔锋,岂敢轻言加费。”
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重庆谈判成焦点。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渝。张干误以为毛拒不应召,急得写信劝他:“万望赴渝,共襄国政。”此言在毛身边人看来,颇有替蒋“站台”之嫌。误会再添一笔。
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干年近花甲,积蓄买了几亩田,谁料“地主”标签一纸划定;偏又身患顽疾,六口之家靠微薄工资度日。那段时间,他几欲执笔求助,却一次次放下,抹不开“师道”与“尴尬”交织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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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夏,毛泽东在丰泽园设家宴,一师旧友周世钊随席。闲谈间,毛突然问:“老校长张干还在吗?”周轻叹:“还在,身体不好,生活吃紧。”一句话,令毛皱眉。他当即取纸伏案,给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下数百字信件,请求省里“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落款:毛泽东,1950年10月11日。言辞平实,没有一句豪言,却把昔日“驱张风波”轻轻放下。
王首道隔日批示,1200斤大米、50万元旧币火速送达。米袋沉甸甸,张干拆开毛主席信件,泪珠噼里啪啦落下,连夜覆信:“经国万机,尚念寒微,感激无以言表。”简单几行字,透出复杂心绪——愧疚、欣慰、错愕,并存。
这一来一往,才有了1951年那场久别重逢。丰泽园午餐气氛轻松,觥筹交错间张干忽然放缓语速:“那年你有股虎气,吓了我一跳,老夫心中惴惴。”毛泽东举杯打断:“年轻人嘛,气盛难免;师长严厉,也是本分,咱们一笑了之。”一句话,把往昔恩怨推平。
席毕,毛泽东亲陪老校长漫步中南海。湖面波光潋滟,张干指着水面低声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毛侧头答:“记在心里。”短短八字,被随行秘书悄悄记下,日后常被干部学习时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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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行结束前,工作人员送来鹿茸精与150万元旧币。“主席公务繁忙,让我转达:按滴服用,别逞强。”张干接过药瓶,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受人如此厚爱,能不自励乎?”
返湘之后,他获聘省军政委员会参议、省政府参事室顾问,薪金合并,温饱无忧。身体稍有好转,就写报告、跑基层,给教育厅提方案,忙得不亦乐乎。旁人劝他安享晚年,他摇摇头:“能动一天,赚一天。”
1960年前后,全国日子紧巴,他再次卧病。毛泽东托张平化带去两千元稿费,并附便条:“先生保重,病愈再谈旧学。”张干接钱不免羞涩:“我已不能再效力,哪敢花学生的钱。”但还是把钱收好,用于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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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病情复发,周世钊前来探望。几天后,又见张平化送来第二笔两千元。张干这次没有推辞,只说:“这钱我替家乡贫困学生留一半,替主席做事。”老人始终记得教育本分。
1967年冬,张干病逝,享年83岁。湖南省举行追悼,周世钊代表省里致词,未大肆渲染,只平静介绍他的教学生涯。送别人群散去时,有位白发老校工感慨:“当年要赶他走的学生,如今把他送走,算圆满了。”
细算张干与毛泽东交往三节点:1915年对立,1950年照顾,1951年会面。跨度三十六年,师生角色几度倒置,却始终绑着一根名为“教育”的线。张干严谨、固执,却从未放弃讲台;毛泽东磊落、豁达,总把“尊师”二字置顶。正是这种奇特化学反应,让后人见识到另一种胸襟:恩怨可解,惟人格与学问不可弃。
有意思的是,若将这段往事抽离时代,仅以“老师想开除学生,学生反而赡养老师”的叙事放进任何年代,恐怕都会被称作传奇。可在那一代人眼里,理所应当:长者有难,晚辈济之;即便恩怨缠身,也不能让师道蒙尘。张干晚年常说,“我最骄傲的事不是当过校长,而是教过毛润之”。这句话,既像自豪,又像歉意,更像执念。
如今翻检档案,不难发现,毛泽东给地方政府写信为个人求助并不多见,张干却占了一席。原因或许很朴素——昔日质疑与摩擦,并不能掩盖他作为教育者的价值。毛泽东眼里,老师就是老师,门生尽孝,自然不需扬旗呐喊。
师生两人,一个陨于岁月,一个留在史册;故事落幕,却在无形中给后辈留下一条清晰路径:敬人、敬学、敬本分。张干与毛泽东的交集,因此显得比任何“感谢”“报答”更耐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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