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120师工作，贺老总让王震安排，降职当科长，他说能打仗就行

“1937年10月的一个傍晚，贺龙端着搪瓷缸笑着说：‘老叶，你再晚来两天，就只能跟做饭的抢位置喽！’叶长庚抬手敬礼：‘位置小一点没事，只要能打仗就行。’”一阵粗豪的笑声压过窑洞外的秋风，120师的新任首长会议就这样开始了。

当时，八路军三个主力师正抓紧改编。人员多，官职却有限，这是看得见的“硬杠杠”。临时调来的人，一不留神就成了“编外”，降级使用成了常态。年轻参谋暗自嘀咕：堂堂红三军团的师长，跑来干个科长，会不会寒碜？可贺龙摆摆手，“真金不怕火。”一句话压住了质疑。

叶长庚的履历颇有戏剧性。北伐时只是脚夫出身的排士兵，他靠着硬骨头从班长一路拼到师长；长征后又在红三军团跟着彭德怀转战西北。说句实在话，他算不上那批“黄埔高材”，文化水平也不高，但作战经验扎实，主攻、撤退、夜袭、伏击样样拿得出手。

到了抗大二队，他就坐不住。别人求学，他求战，缠着罗瑞卿递了三次申请，理由直白：“我写字慢，打枪快，别把我困在教室里。”罗瑞卿拱手相送，没想到竟把这位“枪杆子硬汉”送进120师的门。

120师下属的359旅正缺干部。王震摊开任职表犯难：编制里空着的只有“旅管理科科长”，是个营级小职务。按惯例，红军师长降两级到团长也还体面，再降到营，说不好听就是“直着掉沟里”。他试探：“叶副师，委屈不？”叶长庚笑得豁达：“你给我一杆枪，叫我当伙夫也能干。”就这样，师长转眼变科长，落差不可谓不大。

不少人替他抱不平，可轮到发饷、分枪、置办棉衣，全旅最忙的就是管理科。王震后来回忆：“老叶干的是‘后勤’，心却总往火线飞。”平型关伏击战后，收拢缴获物资时，叶长庚穿着满是机油的外衣，一边清点俘虏缴枪，一边吆喝挑夫快走，像个急性子的账房先生。官不大，事却顶天。

有意思的是，降职反而让叶长庚赢得上下信服。在红军时期，他带兵拼命冲锋；当了科长，他照样跟炊事员同吃粗粮。深夜整点，他提着马灯去弹药库查封条；枪械坏了，他趴在地上亲自上油。战士议论：“这才是把官帽子踢到一边的真老总。”

1938年春，359旅北返太岳，华北游击战的帷幕徐徐拉开。组织发现叶长庚不仅能打，也能整合地方武装，便让他赴五台山一带组建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短短几个月，区队从不足二百人膨胀到两千余人，游击队升格为第八大队，他兼任副司令兼参谋长，说白了，一个人揽下作战、训练、后勤三摊活。

日军多次“铁壁合围”，封锁线像铁桶。叶长庚顶着伪军呼啦啦的机枪扫射，硬生生蹚出一条山谷小道，把老百姓和弹药都带出来。战士们私下传一句顺口溜：“枪在手，跟老叶；山再险，也敢越。”耐人寻味的是，没人关心他的军衔，只认那张总在最危险处露出的黝黑面孔。

抗战结束，他又被抽调去东北。黑龙江军区地广人稀，土匪横行，普通指挥官未必能镇得住。组织上让他当司令员，他却主动请缨先扫匪，再建政权。严冬腊月，他扎在农垦点与连级干部一起吃冻土豆，摸索“军警民”联防模式。半年之内，主要匪患被拔掉，边境运输线打通。外界惊叹他“雷厉风行”，其实不过是那句老话：“能打仗就行。”

1948年底，东北战局已定，叶长庚忽然接到调令：降任50军副军长，随大军南下。有人说这是“高升无望，平调降职”，他却没吱声。长江以南，交通线被破坏，补给奇缺。50军一到，叶长庚就扑进弹药仓库清点，几天不合眼，把缴获的美械按口径归类，硬生生拼出三千发炮弹的“混装火力点”。成都外围战，他亲自布置夜袭，先捣敌军无线电台，再炮击指挥部，战果斐然。

19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军队精简整编。叶长庚又一次面临职位缩水，但他没争，也没拖，转身投入西南基建工作，主持修筑川康公路的安全保卫。山洪暴发路基被冲毁，年过不惑的他提着铁锤上了第一线。老战友劝：“你是司令过的人，别再抡大锤。”他摆手：“还是那句话，能干活就行。”

从红军长征到抗美援朝前夕，叶长庚的“职务起伏”数都数不清。令人称奇的是，每次调动都冲着最吃劲的位置去，仿佛官帽轻若鸿毛。也有人悄悄问过他，难道真的一点不介意？他淡淡答：“走过雪山草地，哪条路不是命拼出来的？官是借的，命是自己的。”

不得不说，叶长庚的经历给当时的八路军干部体制一个生动注脚：在战火连天的年代，英雄的标准从来不是肩章大小，而是关键时刻能否顶上。职位可能随形势变动，理想却牢牢刻在骨子里。多少年后，王震回忆那段往事时，总爱用一句俗话结尾：“老叶是宁可不当官，也要打胜仗的人，稀缺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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