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冰冰完整专访：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角色有情感共鸣才会回来

范冰冰主演的《地母》入围第38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尽管最终颗粒无收，但还是给这部电影以及范冰冰带来很高的热度和关注。电影节期间，范冰冰接受了美国主流电影媒体“好莱坞报道者”和中国电影博主的专访，分享了《地母》的拍摄过程、对电影和角色的理解，也回应了记者“重返中国拍电影”的问题。

纵观两段采访和近几年的电影创作，会发现范冰冰确实是言行合一。

2018年的风波之后，范冰冰没在国内拍过电影，而是选择和不同国家、地区的导演合作，拍摄了《绿夜》《冰路营救2》《地母》等影片，她一直坚持对电影的热爱。

这次入围东京国际电影节的《地母》，范冰冰饰演的是马来西亚古村落的农夫凤音，她白天干活工作、养活儿女，夜晚则化身解降师为女村民治病驱难。“解降师”是在当地真实存在的身份，简单来说就是解除人身上被下的降头。这部电影的导演张吉安的父亲就是当地备受尊敬的解降师，是他手把手教了范冰冰整个解降过程，在人的肚皮上画符等等。此外，为了这部电影，范冰冰在村子里住了很久，熟悉当地的民俗风情、学习不同语言，大量的夜戏决定她经常熬夜拍戏，身上维持100多个蚊子包等等。

另一个所有人关注的重点，就是范冰冰是否会回到国内拍电影。范冰冰强调自己始终被女性生活和斗争的故事所吸引，所以希望能继续拍更多的艺术电影。

但面对“是否愿意再次在中国拍电影”这个问题，范冰冰的回答并不是广泛流传的那句“这不是难不难的问题”，她说的是很常规的“这个问题不难回答（It’s not a difficult question）”接着她坦言，如今的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而且票房低迷，今年国庆档票房还没有2014年国庆档票房高。她观察到现在的观众更喜欢看每集一分钟的短剧，导致中国拍艺术电影变得越来越难，中国没有分线发行和艺术院线，让艺术电影缺少生存空间，一些电影在上映第一天票房不佳，第二天、第三天就没有排片了。

对于坚持拍艺术电影的范冰冰来说，这是她一直没有回来拍电影的原因，而不是其他原因。当然，范冰冰也表示，“如果我再拍一部中国电影，我希望它能让我真正对角色产生情感共鸣。”

下面附上“好莱坞报道者”完整采访：

我了解到你曾就这部电影联系过导演。是什么吸引你关注这个故事的?

范冰冰：在与导演会面之前，我已经看过他两部电影--《五月雪(2023年)和《南巫》(2021年)》，他的电影语言非常独特。我们见面时剧本还没写完，但当他讲述这个故事时，我深受感动。一个女人白天是农民，晚上是解降师，这是一个如此迷人且复杂的角色。

你是如何为这个角色做准备的?

范冰冰：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其实相当有难度。首先，她的生活与我自己的生活相去甚远，其次，她与我之前扮演过的任何角色都非常不同。我与导演一起花了很长时间做准备。这个故事他非常熟悉，这是他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事情，因此他自己的记忆和感受为我理解这个角色搭建了一座很好的桥梁。

最困难的挑战是语言。它与我的母语完全不同。一开始我一个字都听不懂。这就像是从零开始学习英语，而你只懂中文。我在电影中需要说五种或六种不同的方言，所以在拍摄开始前三四个月，我每天都通过导演为我制作的录音进行练习。每隔几天，我们会一起进行一次视频通话，他会在那期间检查我的进度。等到拍摄开始的四个月之后，我甚至都不需要带剧本了，每句台词都已经在我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对我来说，确保语言不会在拍摄过程中成为障碍很关键。

对于马来西亚吉打州的农业场景，由于角色白天从事农民工作，我也提前几个月前往那里，并与当地农民一起生活。每天我都在学习如何移植水稻、放牧水牛以及从事真正的农场工作。这样，当拍摄开始时，就不会感到陌生。最困难的是在淹没的稻田里工作。那里有蛇、吸血昆虫和成群结队的蚊子;我经常一天下来身上都是被咬的痕迹。但我告诉自己，这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因为这就是当地人生活的现实。

你是如何研究这些疗愈仪式的?

范冰冰：导演的父亲是当地非常出名的解降师。当发生奇怪的事情或人们感觉不舒服时，他们会去找他寻求帮助。这个角色中的萨满元素直接取材于这位导演的父亲:他的仪式表演方式、他的表情、所有的一切。我拍摄了他的视频，然后从视频中学习他的言语、他的吟唱、他的呼吸，甚至是他被灵魂“附体”时的情绪。我通过模仿他来学习这些技能。

你从这个角色中学到了什么，将来会用到吗?

范冰冰：像这样扮演一个角色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经历，在中国非常罕见。这个角色非常强大，她帮助身边的每一个人，但尽管被她的村庄视为拥有强大力量的人，她仍然有自己的困惑、痛苦和无法解决的压迫感。尽管其他人视她为近乎神圣的存在，但她仍然是人类，带有所有随之而来的无助感。这让我深思真正的“力量”是什么，仅仅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这个角色丰富且多层次，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角色。这个故事本身也涉及土地冲突，以及捍卫你对自己所居住土地的权益。

通过这个角色，我再次感受到，即使生活艰难，我们也需要信心去面对明天。:这种力量是我从这个角色身上汲取的。

你现在已经与中国、亚洲各地以及好莱坞的电影制作人合作过:你在他们的工作方式上感受到了哪些不同?

范冰冰：我认为电影人形成了一个无国界的社区;国家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界限。在电影节上，作为评审团成员，我观看了来自多个国家的20或30部电影。即使你不懂语言或不了解政治背景，优秀的表演仍能深深地打动你。因此，我从各地的创作者那里汲取了积极向上的能量。

当然，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好莱坞制片厂的制作对日程安排极为严格，所有事情都精确按时进行。而在马来西亚，拍摄过程则更为平静和自然。感觉就像是在一起生活，自然而然地交流，没有严格时间表的压力。这有点像人们去东南亚放松的原因。

你曾主演一部在日本拍摄的电影，主角是中川雅也和加布里埃尔·伯恩。那是一次怎样的体验?

范冰冰：我刚刚在日本与导演王颖和中川雅也一起拍摄了《疯癫老人日记》，这部影片是根据谷崎润一郎的小说改编的，讲述了一个关于一位老人和一位年轻女子的奇异而美丽的故事。导演王颖运用他独特的电影语言，通过现代视角重新诠释了这个故事。

我和中川雅也合作了很多场戏，他确实是一位非凡的演员，日本的国宝级人物。和他一起演戏感觉完全不像在演戏，就像是直接活在这个故事里。我希望观众有机会看到这部非常特别、近乎神奇的影片。我的台词大约有80%是用日语说的，所以我学了一种新的语言。

你大约五年没从事电影行业了。这是否改变了你对表演和电影的看法?

范冰冰：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没有关注中国电影，但这为我打开了扇新的窗户，我得以接触到一些主题和合作者，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我可能永远都不会遇到他们。我还发现了新的创作灵感。对我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份礼物。那五年时间让我得以停下来吸收新知识。作为一名演员意味着不断地输出、表达，但很少有时间去接受新的体验。这是一个反思和学习的过程。我开始更深刻地理解生活，其中的难以及那些难以实现的事物。有些人面对困难时会选择放弃。但勇敢的人会变得更坚强，并且想要表达更多。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勇敢的女孩。

有句话是触底反弹，如果只是跌落了一半，就无法反弹。触及最低点给了我阻力、勇气以及新的情感深度——愤怒、无助、痛苦……所有这些情感都给表演提供养分。没有这些情感，你就无法真正扮演新的角色。我仍然被关于女性生活和斗争的故事所吸引，并且我希望继续拍摄更多艺术电影。

这可能是一个难题，但你是否愿意再次在中国拍电影?

范冰冰：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问题在于，如今的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今年10月的国庆档票房收入低于2014年，这令人担忧。观众现在更喜欢观看简短的网络剧:每集一分钟，他们可以在上厕所时一口气看完。人们不再有耐心安静地坐在黑暗的影院里享受电影。这不仅是中国电影面临的问题，也是全球范围内的巨大损失。如果我再拍一部中国电影，我希望它能让我真正对角色产生情感共鸣。

当然，中国仍然有人制作艺术电影，但难度正在增加。相关经济环境较为艰难，票房收入很少能覆盖成本。像贾樟柯和张璐这样的导演，以及许多年轻的第六代和第七代电影制作人，都需要真正的支持。

在欧洲，有专门的艺术电影基金和影院，这为这些电影提供了生存的机会。而在中国，如果一部艺术电影在首映日表现不佳，那么放映活动会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就被取消，因此没有人能看到这部电影。当我在中国制作艺术电影的时候，有一个健康的观众基础，其中一些电影甚至在票房上获得了十多亿人民币票房的收入。如今，这种环境几乎已经消失了。

最后，我认为你在《MotherBhumi》中的表演非常出色但我不得不说你抽烟时看起来很不舒服。你曾经是吸烟者吗?

范冰冰：我在电影中抽的那些香烟是手工卷制的，我没抽过这样的复古烟草，类似于烟斗烟草。它们比普通的现代香烟要浓烈得多，所以我的表现力比你想象的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