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初冬,一个关于王传君的消息刷爆电影圈:在第38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他凭电影《春树》拿下最佳男演员奖。
新闻稿里,王传君领奖时的发言格外低调:“我是一个配得感很低的人,经常会躲在团队的角落,不想说很多话,因为成为焦点让我恐惧和压力。”
短短几句话,却把他的性格、他的底色,和他这些年的“叛逆”与“成长”全都写在了台上。
有人说这是“低调的谦逊”,也有人觉得这是“自我防御”,但其实王传君自己最清楚,走到如今,他已经彻底放过了那个总想讨好世界、讨好别人的自己。
这篇文章,想聊聊——为什么一个曾经“乖到逆来顺受”的人,非要等到30岁才开始叛逆?又如何从低谷走到领奖台,慢慢与自己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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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奖台上的“配得感”,是他30岁才开始学会的事
“我经常会躲在角落,不想说话。”王传君在东京电影节领奖时的自白,很多人听起来像是客套,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本能。
他不是那种天生自信、张扬的人。哪怕站在聚光灯下,哪怕手握国际电影节的奖杯,他依然更习惯把自己藏在边角里,像个看热闹的观众。
这不是谦逊,而是一种“配得感很低”的长期习惯。
他曾说过:“很多人觉得我傲慢或者清高,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的胆子越来越小了我见到的人越来越多,想说的话反而越来越少。”
这种话,只有那些真正经历过“自我怀疑”,甚至“自我否定”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意味。
但就是这样一个“角落的人”,偏偏能在东京电影节这个国际舞台上,捧起最佳男演员的奖杯,还赢得了评委们的高度认可。
评委会主席卡洛·沙特里安的评价很直白:“王传君给角色赋予了生命,把所有光芒都给了角色。”
桂纶镁也说:“他的表演非常安静内敛,但表达了很细微的情感,让我信服。”
有意思的是,媒体和网友的争议反而是“他戏份不多,凭什么拿奖?”
但评委的答案其实已经很清楚:真正的表演,从不是靠分量和噱头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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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岁才开始叛逆”,是被压抑太久的必然
王传君的“慢热”,其实和他的成长轨迹有关。
他是典型的“乖孩子”:从小成绩好,妈妈很强势,小时候家里没人带,他一个人锁在屋里吃饭、做功课,甚至外婆来了都不敢开门。
“小时候的我,其实没有‘自我’,也不需要‘自我’。那种感觉不是痛苦,而是麻木的,逆来顺受的。”
考进上海戏剧学院,也是因为妈妈小时候没能实现演员梦,把希望寄托在了儿子身上。
刚进大学,他还是那个听话的孩子。毕业后,按部就班地拍戏、参加选秀:2007年“加油!好男儿”,22岁的王传君站在舞台上,和一群灿烂的少年一起竞争出道。
那一年,他的妈妈刚做完第一次癌症手术,病床上看儿子比赛的样子,是他记忆里最幸福的画面。
“听话未必是坏事,前30年我就是在验证这句话。”但人生总有一根引信会被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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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30岁,他突然“叛逆”了:撕毁了本来的人生图纸,开始寻找自我。
他说,“叛逆期来得晚,30岁才开始,这个人简直有病。可来了总比不来好,每个时间节点都有意义。”
那几年,他开始留长发、蓄胡子、不再做偶像剧,甚至一度“消失”在大众视野。
他承认,自己做过很多“荒唐事”,喝酒、发泄、不体面……但正是这些看似“叛逆”的行为,把他从一个压抑、麻木的乖孩子,变成了一个开始为自己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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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谷神奇”背后,是一场漫长的自我革命
在很多观众眼里,王传君就是“关谷神奇”,那个在《爱情公寓》里日语腔中文、呆萌帅气的大男孩。
但他自己却说,那段时间“其实很拧巴”,“24岁到29岁,几乎都在演这个角色,被限定在喜剧和偶像的壳子里。那会儿我没什么自主权,也没什么自我。”
一切的转折点,还是因为母亲的病。
母亲患癌、反复治疗,王传君在“陪伴生病母亲、寻找自我、表演”这三件事里不断拉扯。
母亲的离世,是他人生中最沉重的成人礼,“所有感谢和抱歉都说完了,妈走后,反而不再沉浸在失去的伤痛里,有一种‘妈,你辛苦了,接下来我要上场了’的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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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两个月后,他接到《我不是药神》的剧本。
吕受益这个角色,几乎就是他和母亲最后时光的写照。拍最后一场戏时,他把母亲留下的珠子放在床头,“自然就演出那个状态,有一种和母亲完成告别的感觉。”
凭这个角色,他一举拿下长春电影节最佳青年男配角奖、金鸡、百花等多个奖项。奖杯全被他放在母亲墓前。
也是从那以后,他彻底不再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以前太想守住一种姿态,现在知道姿态并不重要。那是活给别人看的,自己找到一个舒适的生活状态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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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的“自我”,是不断变化和和解的过程
王传君一直在变。
他从一开始的“乖巧听话”,到30岁后“叛逆封闭”,再到现在“慢慢和自己和解”。
这几年,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无名》《孤注一掷》《兰心大剧院》里,他挑战了许多边角人物、反派、变态、底层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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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注一掷》中的诈骗头目,他为了演好角色,研究了秃鹫的形态,造型师把头发梳成大波浪,挺着肚子、眼神阴狠,很多观众“建议查查他,不像演的”。
但在他自己看来,表演只是工作,“我尊重我的工作,但我无法用热爱或痴迷来形容。说白了,其实我也是个打工的。”
他越来越在意团队的氛围,越来越明白“电影是大家一起完成的事”:“演员演技是一件被高估的事,一个角色好不好,演员最多只能占一半。片子撑不住、造型不厉害,演员也没法把控结果。”
他也坦率承认,自己是个“高敏感”的人,容易被环境和情绪影响,“我喜欢和团队熟悉的导演合作,熟了更有安全感。陌生剧组,我主动调节气氛,只有把大家梳理好了,我才有安全感。”
这种“温柔的自我保护”,其实是一种成熟。
他从不再把表演当作“自我彰显”,而是把自己交给生活,交给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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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放过自己”,才有能力照亮别人
如果说三十岁前的王传君,是“为别人而活”;三十岁后的他,则是“终于为自己而活”。
母亲的去世、女儿的降生、生活的风雨,让他越来越平静,“人生不是只有一个阶段,青春期也许会反复回来。所有东西都在身体里,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境遇、遇到不同的人,会帮你把更好的自己找出来。”
这几年,他开始热爱旅行、享受生活,和朋友王鹤棣玩在一起,参加,晒太阳、看云、露营。
女儿的话让他一下子“变软”:“爸爸你不要太辛苦。”他说,现在不想再演坏人,怕女儿以后长大了看到会难过。
他越来越愿意敞开生活,不再躲在角落;越来越能接受变化,不再执着于“姿态”;越来越能放过自己,不再和自己较劲。
他说:“过去总想守住一种姿态,现在明白了,自己找到舒适的生活状态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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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光里的自己,也值得被温柔以待
王传君用三十年的时间学会叛逆,又花了七八年学会和自己和解。
他不再只为别人活,也不再只为自己活,而是在“光和影”的交错里,找到和解的平衡点。
领奖台上的他,依然有点腼腆,还会说“配得感很低”,还会把功劳归给团队和同伴。
可我们都明白,有些人本来就不善于抢风头,但依然能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安静地发着光。
每个人其实都像王传君一样,或早或晚、或慢或快,都要学会和自己和解。
放过自己,才能被世界温柔以待。
慢慢来,不慌不忙,在自己的节奏里活着,就是他,最好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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