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纪念“反对全球傲慢日”！目标指向美国，以斗争与抵抗对抗霸权

文｜孙玉良

每到11月4日，德黑兰的街头便会响起同样的节拍：集会，标语，回响。1979年那场风暴把这一天刻进了历史表盘，四十多年后，伊朗人仍然在用行动把它读出声音。当地时间11月4日，伊朗在全国多地举行反美集会，纪念“反对全球傲慢日”。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首都的集会上讲话，他的话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砸在当下的国际语境里：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统治，将以斗争与抵抗对抗霸权。

卡利巴夫把话说得不绕弯：一个没有独立的国家没有民族尊严，也没有实力和信誉。他把美国称为“霸权政权”，称其目标不过是敲诈、勒索与统治。他把伊朗的历史经验浓缩为一句政治教条——抵抗不是口号，而是生存技能。从这番表述里，可以看到两条并行的逻辑：历史记忆与现实战略。1979年学生冲进美国大使馆的影像并非仅仅是回忆的影子，它成了国家叙事的一根支柱，一根告诉每一代伊朗人为何要警惕外来强权、为何要把独立当成第一件事的支柱。

把独立摆在外交的最前面，这在世界政治里并不罕见。问题在于，伊朗把“反对傲慢”变成了国家节日，也把对美国的敌对作为其外交与国内政治的核心之一。卡利巴夫说得有力，但那种有力来自长期面对外部压力和制裁的现实。在被孤立、被制裁、被施压的环境下，任何一个领导人都会把“抗争”转译为合法性资本。对见证了长期对抗与周期性冲突的国内观众而言，这样的叙事具备情感与政治的双重吸引力。

然而，这也带来双刃问题。把外交基石建在对外抵抗上，短期内可以凝聚民心、巩固政权话语权。长期看，它也可能把国家锁定在对抗逻辑里，减少灵活性。在卡利巴夫的言语里，这个矛盾存在着：强调独立与尊严，意味着在面对外部诱因或压力时，回旋空间很小。美国在地区的军事存在、对以色列的支持、对伊朗内政的干涉，这些都是伊朗难以忽视的历史与现实创伤。卡利巴夫所说的“不能容忍一个强大的伊朗存在”正是从这种创伤里抽象出的恐惧与警觉。

观察伊朗的对外宣示，要把它放在中东的地缘现实里看。所谓“霸权政权”的指控，不只是情绪性的控诉，它还承载着对地区军事部署、经济制裁以及外交压力的一种累积效应。伊朗不愿成为国际秩序的配角，这是一种国家自觉，也是一种战略选择。通过每年一度的集会，伊朗在向国内外重复一个信息：独立不是可交易的筹码，主权不是讨价还价的条目。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点是仪式与政策之间的距离。集会上激昂的语言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能量，但政策的执行却需要外交技巧与务实路径。卡利巴夫强调“通过斗争和抵抗挣脱依赖和被剥削的枷锁”，这在政治叙事上是有效的，也是伊朗维护内部团结的重要工具。但如何把这种叙事转化为可操作的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与地区合作策略，这是更实际的问题。抵抗带来的边际成本与自我隔离效应，会在经济、科技、生活层面反映出来，变成民众的日常困境。

再看国际反应：每一次大规模的反美集会，都像一面信号旗，提醒外界伊朗不会在压力下轻易改变立场。对于美国与其盟友，这既是安全挑战，也是外交提示。对话的门并非完全关闭，但卡利巴夫设定的话语边界清楚而冷静：任何希望与伊朗合作或缓和紧张的努力，必须考虑伊朗长久以来关于主权与独立的安全顾虑。外交不是单向施压的游戏，尊重他国基本利益与安全考量，是谈判前行的前提。

这一天的集会也在提醒外界一个事实：历史记忆是强有力的国家资源。把历史转化为政治资本，伊朗既是老练也很现实。对一个经历过外部干预与战争创伤的社会而言，集体记忆是维系国家认同的重要黏合剂。卡利巴夫的话语里既有对过去的回望，也有对未来秩序的设想。他在说“我们的独立关乎尊严和信誉”，也是在对国内外做政策坐标的声明。

读完卡利巴夫的讲话，脑海里会浮现两个画面：一是德黑兰街头成千上万人的集会，那是民族情绪的即刻投射；二是外交桌上缓慢而复杂的博弈，那是现实政策的长线拉锯。伊朗用集体仪式强化内部共识，用外交语言设定外部界限。世界会如何回应？这是另一场关于耐心与策略的考验。

当人们在街头高举标语、在集会上齐声呼喊，政治的温度升高，但真正决定变局的，还是那些在会议室里用笔和算盘的外交家与决策者。卡利巴夫把“反对傲慢”变成了国家的常年主题，这既是文化记忆的维系，也是对外政策的明线。面对这种明线，任何想要改变现状的外部势力都不能忽视其根基与力量。

集会结束，城市逐渐归于日常。历史未曾停步，政治继续运转。伊朗把独立写进每年的仪式，这既是对过往的记忆，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宣言。对于观察者而言，理解这一天的意义，不只是看到口号和人群，而要看到一个国家如何用记忆塑造外交，用抵抗定义尊严，以及在大国博弈中如何寻求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