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帝国主义的边界控制：19世纪后期英属南非公司的限制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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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世纪末期，英国政府试图限制和控制英属南非公司BSAC作为次帝国行为者的权利，尽管次帝国行为者在面对敌对的殖民势力时，可以宣称为殖民腹地的重要工具，但它们也成为限制和控制次帝国主义行为并将其转化为政府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借口。

今天我将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英国政府与BSAC之间的互动，以揭示背后的复杂动机和利益冲突。

一、人道主义观念与帝国

二十世纪初帝国的一个关键意识形态是反奴隶制和人道主义的普遍观，如果我们要确定它在次帝国行为体的控制中的作用，就必须强调它的重要性和模糊性。

毫无疑问19世纪末期，反奴隶制的言论对帝国的道德权威至关重要，而且是英国首先坚持在1885年的《柏林条约》中插入签署国承诺制止非洲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法律条规，英国社会和政府中的最高领导层均将人道主义视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并坚持把这一理念融入国内和帝国政策中。

但人道主义并不仅仅局限于特定的游说团体或少数信奉者，它是塑造政治行政机构和语言的重要话语之一，并且影响力不仅限于游说团体的观点。

更别提它对英国公众造成的重大情感波动，直接激发了人们对反奴隶制的狂热，这种情感通常爆发并主导公共话语，例如刚果危机，揭示了英国公众对利奥波德二世国王的“红色橡胶”政权的关注，从而影响了英国的外交和帝国政策。

当然，这并没有阻止殖民列强在非洲引入其他形式的强迫劳动，人们对人道主义原则适用于谁，以及如何最好地传播这些原则的看法并没有达成一致。

帝国主义和帝国扩张提供了一个自然的平台，但人道主义原则的适用性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胁迫方法可以与人道主义原则并存，这在殖民世界中是常见的现象。

从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人道主义成为一种核心意识形态，一方面批评殖民主义的过度行为，另一方面又以“保护”和“文明”的名义为帝国扩张辩护，但归根到底人道主义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殖民统治，因为任何违反这些规范的行为都可能受到严厉批评，并引发公众的谴责。

基于这一点人道主义在合法化了帝国扩张，并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对殖民统治和行为产生了制约和约束的作用。

换一个角度来看，人道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对也于控制次帝国行为体具有潜在的制约作用，如果次帝国行为体违反了殖民统治的道德原则，将破坏其合法性，并可能引发政府的干预。

正如英国政府直接负责的殖民地财产受到这些情绪的影响一样，由 BSAC等次帝国行为体管理的殖民地财产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如果 BSAC 违反了殖民统治的道德原则，它就会破坏其合法性，并至少在公众看来会促使帝国政府对其进行某种干预。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道主义就具有双重性，既可以被有意地用来支持深思熟虑的政治和帝国议程，又可以用来制约次帝国行为者。

二、影响英国政府限制英属南非公司的因素

在我看来，内部政治压力是限制英属南非公司的重要因素之一，19世纪下半叶，英国政府面临着来自不同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的压力，这些派别和利益集团对英属南非公司的行为持不同立场。

一方面，一派政治家和议会成员担心公司的权力过于集中，可能导致滥用和腐败，损害英国的声誉和利益，另一方面，剩余政治家则支持公司的行动，因为它可以为英国带来经济和战略利益。

1895年的詹姆森袭击丑闻就是内部政治压力的完全体现，当时英属南非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森试图通过武力推翻布尔人政府，但这一行动被揭露并引发了丑闻，这导致了广泛的舆论谴责和政治压力，迫使英国政府采取行动限制公司的权力。

作为一国根基，经济利益当然也对英国政府限制英属南非公司有所干预，英国帝国主义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经济利益的追求，但是随着BSAC在南非地区的活动逐渐扩大，一些经济利益被认为受到了损害。

部分英国商人和投资者抱怨说，BSAC的垄断地位限制了他们在南非地区的商业机会和利润，这些经济利益的关切引发了一些政治压力，促使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公司的权力，以保护更广泛的经济利益。

而南非地区在19世纪下半叶对英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包括与其他帝国主义势力的竞争、领土扩张和战略控制，英国政府需要维护其在该地区的利益和影响力，并避免与其他势力发生冲突。

那么当BSAC的行动被认为可能威胁到英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时，政府采取了限制和控制的行动，所以地缘政治考量也在影响英国政府限制英属南非公司方面发挥了作用。

我总结了内部政治压力、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考量这几点关键因素，并结合詹姆森袭击丑闻、商业利益受损和地缘政治竞争多方面考量。

确定英国政府通过以上限制和控制英属南非公司，试图平衡不同利益和维护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这一时期的互动反映了英国帝国主义在边界控制和次帝国行为者管理方面的复杂挑战。

二、BSAC的应对与转变

英属南非公司在面对英国政府的限制和控制时，通过一系列改革、外交和转变等方式进行了应对和调整。

BSAC进行了内部改革，以满足政府对公司权力和管理的要求，公司实施了更加透明和规范的财务和行政管理制度，以避免腐败和滥用权力的指责。

并且BSAC还加强了对公司内部行为的监管和控制，确保其行动符合政府的指导方针和要求，这些内部改革措施旨在回应政府对公司权力集中和滥用的担忧，以重新获得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对内改革的同时，BSAC也没忽视外部因素，它积极展开外交努力，寻求与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和共识，公司派遣代表与政府官员进行协商，以解决政府对其行为的关切和要求。

更不忘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如当地部落领袖、商人和其他外国势力进行接触和合作，以确保其在地区的合法地位和利益得到认可和保护，发展外交旨在改善公司与政府和当地社区之间的关系，寻求共同的利益和解决方案。

BSAC深刻了解塑造公司形象的重要性，过往的行为已经不适合延续，它便逐渐转变其行为和形象，以应对政府的限制和控制，公司将重点从直接的行政和军事控制转向经济开发和合作。

积极推动矿业、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活动，以证明其对地区发展和繁荣的贡献，还鼓励外来移民和投资，以增加地区的人口和经济活力。

BSAC试图通过这一系列行为转变，改变其在政府眼中的形象，从一个具有政治野心和控制欲望的行为者，转变为一个为地区发展和经济繁荣做出贡献的合作伙伴。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BSAC在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和矿业开发，公司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和投资，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同时协商与周边部落领袖进行了合作，共同管理和开发土地资源，以确保当地居民从经济活动中受益，通过实际的行动和合作举措，体现了BSAC对政府限制的回应，以及转向经济开发和合作的努力。

后期公司经过改善内部管理、与政府和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商，以及转向经济开发和合作，试图满足政府的要求，同时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地位。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措施和转变体现了BSAC在复杂的政治和地缘政治环境中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

而帝国政府也在逐渐对类似BSAC这样的次帝国行为体施加控制，尽管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特许公司等次帝国行为者的模式仍存在，并可以在政府没有政治或金融资本的地区自由地建立和实施殖民统治，但它们仍然具有强大的利益。

可随着次帝国势力制定自己独特议程并干预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和帝国政策，它们的独立行动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需要加以约束。

所以尽管在1880年代，BSAC是确保北部腹地安全的有用手段，罗兹和詹姆森反复无常的行为挑战了英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并需要更进一步的政府控制。

只是帝国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证明和实施这种控制，詹姆森突袭和随之而来的恩德贝勒和绍纳叛乱，成为政府干预和控制BSAC的借口，虽然这些事件是政府不得不处理的困难和不受欢迎的情况。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89年特许状的授予，允许BSAC作为次级帝国行为者根据自身利益自由行动，无需政府监督。

1894年这一阶段得到扩展，BSAC在马塔贝莱兰得到全权委托，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是来自伦敦的帝国控制增加：BSAC的次帝国野心成为问题，需要加以限制。

为了确保帝国政策和扩张主义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以詹姆森突袭丑闻和1896-1897年罗得西亚对非洲人的虐待揭露为借口进行干预，以控制BSAC。

而其他情况下，特许公司作为次级帝国行为者需要克制，英国政府接管了他们的领土管理，例如印度在1858年印度大起义后成为直辖殖民地，其领土财产成为英国的保护国。

反观在罗得西亚，虽然发生了詹姆森突袭和对非洲人的指控，但政府没有完全接管BSAC的财产，因为财政负担和担心激怒罗兹的政治后果，使政府无法采取这样的行动。

但显然1896年叛乱之后，政府渴望巩固和加强其在南罗得西亚的地位，并监督公司的事务，除了詹姆森突袭丑闻之外，马丁在1896年恩德贝勒叛乱期间揭露了对恩德贝勒人的虐待行为，这也成为政府进一步控制该公司的借口。

政府诉诸英国普遍存在的人道主义，通过指出虐待和强迫劳动制度，破坏了南罗得西亚公司统治的道德权威，人道主义游说团体如APS迅速加入，并要求政府进一步加强控制。

他们称马塔贝莱兰的公司统治是“随意的”，由“业余爱好者、奸商和贪婪的人”实施，故此政府有责任通过加强政府控制来干预并保障土著人民的未来福祉。

人道主义观点和对虐待非洲人的指控被用来约束罗兹和BSAC的行动，其在政府的帝国利益事业中发挥作用，以遏制次帝国主义。

在我看来，尽管公众和政府表达的人道主义关切通常是真实的，但利用人道主义情绪不一定是一种刻意的手段，而是在审查公司统治时自然而然地产生的结果，但无论是否有意，人道主义观点和虐待指控都成为限制罗兹和BSAC的借口。

作者观点

我对19世纪后期英属南非公司，作为英国帝国主义边界控制工具的限制和转化过程进行了以上讨论，发现政府对BSAC的限制主要受到利益冲突和公司行为问题的影响。

应对这些限制时，BSAC一般通过内部改革、外交努力和行为转变等方式进行了调整，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使得公司重新获得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并将其转化为政府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工具，但同时使得帝国政府产生忌惮，是英国帝国主义边界控制的复杂性和挑战。

我在探讨中强调了英国政府限制和控制BSAC的背后动机，即政府试图通过限制BSAC的权力和特权，将其转变为政府的工具，并确保其行为符合英国的利益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