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惨淡，但这就是舒淇的《女孩》

一个多月前，舒淇凭借首次执导的电影《女孩》，斩获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11月4日，电影上映四天后，票房仅200多万元。

但这个票房结果，或许也在舒淇的意料之中。

因为它太平淡、太“作者”了，她站在了商业的反面——别人激烈、耸动，追求极致的情绪表达和肾上腺激素情节，而她一一规避、拒绝这些。

舒淇，以舒淇的方式，拍了一部只有她才能拍出来的电影。

壹

舒淇害怕她筹措十年的故事《女孩》过时。

当时是2023年，她以评审身份参加威尼斯影展。连日观看数部影片，突然被一种“紧迫性”攫住，遂于工作结束之后，驱车至米兰，在酒店闭关，用13天完结了这个断断续续写了10年的剧本，并在之后的一年，摄制完成。

“再不拍《女孩》，那《女孩》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女孩》了。”舒淇说。

因为这个发生在37年前的故事，以及故事所讲述的“女性依附着男性而生活”的时代命题，离当下越来越远；加之当下的观影方式、营销方式及观众对高强度情节的渴求，使得舒淇心中的《女孩》有点脱离大众，或格格不入。

她要赶在自己尚有决心不会屈从于任何外在力量（如出品方、观众审美等）而歪曲故事的时候，一鼓作气把它拍出来。

其实舒淇的担心，在商业层面已经成了谶语，票房惨淡便最直接的证明；但在内容层面，只要还有家庭暴力，还有扭曲的家庭关系和压抑的成长环境，这类影片就永不过时。

电影有两类角色：一个受害者，一个施暴者。

受害者是影片主角林小丽，一个生活在家暴阴影下的中学生，一个“你怎么笑起来还是那么苦”的女孩。

施暴者则是她的父亲，一个在修车厂干活的酒鬼，动辄打骂老婆女儿，不允许家人忤逆他的意志。

受害与施暴的这层关系，若交由某些懂市场、懂观众的青年导演来拍，施暴、受虐、抗争及抗争失败的情节，嘶吼的、飙血的、溅泪的场景，很容易想象和设计，但舒淇不这么拍。

甚至全片，父亲和女孩都没有直接的肢体接触和眼神交汇（除了在女孩梦境里，父亲恐怖的大手像蛇一样盘卧她的脸）。

舒淇更高明，只用了一个巴掌，就把这种关系拍了出来。

巴掌是女孩母亲打的——女孩上学忘记带午饭便当，母亲赶去学校送饭，把她喊出课堂，当着师生的面，掌掴她，辱骂她，然后离去。

明明父亲是家暴男、酒鬼、施暴者，为什么舒淇把家暴的动作，给了母亲？

因为母亲是一个被扭曲了的受害者。

去学校送饭前，她体面地换衣化妆。可酒鬼丈夫却质问她，化妆干嘛，要去偷吗？女人顶嘴，男人便把她按到床上，撕扯衣裙，强奸了她。她甩到女儿脸上的一巴掌，或许是在控诉：要不是你忘记带饭，我又何至于化妆，何至于受辱？

可女孩为何忘记带饭？

只因昨夜父亲又一次酒醉回家。她本能地蜷缩进卧室的塑料衣柜，拉上拉链，坐在暗中，瑟瑟发抖。当父亲走进来，诘问她为何关门时，要不是母亲在卧室喊了句“明天不要上班吗”，父亲会做出什么来，观众自可想象。

女孩颤抖着手，调错了闹钟，躲进衣柜睡了一夜。醒来时，将要迟到，由于慌乱这才忘记带便当。

这层嵌套式的施暴与受害关系链条中，谁是罪魁祸首，不言自明。

“巴掌”过后，还有一个“秋千”镜头，将这种嵌套伤害关系拍得更加深入。

当时，还在念书的母亲，坐在秋千上哭。只因她的父亲说，没有女孩这个年纪还在读书。他要她去当学徒，并且赚的钱，有剩的得寄给他，且她的人此后不必回家。

当一个女孩从秋千上下来，她的青春就被剥夺了。她像受惊的兔子，来到车站，哭得浑身颤抖。这时，座椅旁一个男人落座。这个男人就是日后她的酒鬼丈夫。

原来，母亲也有一个把她推入深渊的父亲；原来，母亲曾经也是一个女孩，一个像自己一样，失措无助、时时刻刻处于恐惧之中的女孩。

贰

故事的结局，被母亲推走、推远、离家而去的女孩，多年后回家，面对母亲端来的一碗加肉加蛋的面条，哭得泣不成声。

母女同框，貌似和解了，但女孩心里的创伤还在。舒淇说，《女孩》的主题从来不是和解。因为真正经历过那种害怕到窒息，以致于毕生活在阴影里的人，是无法痊愈的。

舒淇便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恐惧深夜，恐惧高楼电梯，恐惧密闭空间的受害者，一个带着伤疤、没有童年和幸福可言的女孩。

电影里女儿蜷缩衣柜以躲避酒鬼父亲，父亲母亲视女儿为出气筒、人肉沙包，皆是舒淇的切肤之痛。尤其她的母亲，总是无缘无故打她。有一次，她母亲去片场探班。摄制组说，这场戏请母亲回避一下，因为拍的是舒淇挨揍。母亲笑道：她小时候，我打得更凶啦。

是玩笑，也是真实。

可舒淇却说，她一直很理解父母，也很早就原谅了他们，甚至于她能理解，母亲“为什么当初会这样子”。

图自舒淇的“新世相”采访视频

写剧本时，拍电影时，她还没有这种感受；直到她像观众一样，看完《女孩》后，她突然理解了。电影的神奇之处正在于此：

舒淇以导演的方式，消化童年的伤痕，重新认识父母。

她本名林立慧。父亲酗酒，脾气暴躁；母亲十八岁时就生下她。他们根本就不懂怎么带小孩。哪怕她再懂事，干再多家务，还是免不了各种打骂。到中学时，窘困的家境已不支持她读书，遂辍学求职。后来年仅16岁的她，被一纸合约推到镜头前，拍写真、广告，既安顿自己，也贴补家庭。

某一天，她离开台湾，赶赴香港，正式踏入演艺圈。“因为再不离开的话，我可能就跟我妈妈一样了。”

舒淇早期作品电影剧照

她妈妈，或者说电影里的母亲，都是被困住的人。她们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这样的一个矛盾体，恰恰是电影里最令人深思，也最令人叹息的角色。

作为女儿，她尚有余力，通过学校、朋友、蚂蚁、白云、树洞、海风和横冲直撞地模仿大人抽烟喝酒，获得临时的解脱与释放；但母亲呢，两个孩子绊住了她，对丈夫还存有依稀的爱，这些东西使她深陷地狱，无路可逃。

母亲是一个连自保尚且不能为之的，或许比她的女儿更可怜的女孩。女儿知道，舒淇也知道。所以她们不恨母亲。

那父亲呢？制造地狱的人，他的暴力来源何处？

舒淇试图说明，父亲也不是一味地恶。

他出场第一句台词是咒骂别人太嚣张；他的工作是靠着他父亲生前的关系，“恩赐”给他的；他处在时代剧变的风口，经济腾飞的前夜，却无能为力；他是一个能对妻子说“对不起”的人。尽管不值得同情，但或许他的本性不是暴力狂，至少有可能不是暴力狂。

只是父亲做不到。他太软弱，太无能，除了暴力，没什么东西能维持他还算是个男人的幻觉。

这些舒淇都看到了，也拍出来了。所以她暗暗地理解了爸妈，也原谅了他们。

一部电影若只有施暴与受虐的对峙关系，则只是爱憎分明的类型片而已；可当一个创作者，越过对峙的表面，结构性地思索，他们何以变成这样时，电影就会成为一帖止痛剂，它很难根除病灶，但至少抚慰人心。

对舒淇等曾陷入家庭深渊的女孩来说，哪怕是这一丁点微末的迟到的抚慰，也是珍贵的。

叁

出身贫寒，语言不通，初到香港的舒淇，只能顺从娱乐圈法则，拍摄片方制定的影片，比如王晶导演的《玉蒲团之玉女心经》和王晶编剧的《红灯区》等艳情片。加之她早年为模特时，拍的写真，一度使得舒淇二字，成为茶余饭后的私密谈资，被部分粗鄙之人视为“污点”的存在。

可以说，20岁前舒淇的娱乐圈闯荡史，等同于另一种形式的“原生家庭”。

旧的家庭，依附于地理位置和亲缘关系，离开便能摆脱；而新的家庭，牵扯着盘根错节的利益、人情，个人的事业与理想，以及冰冷的法律合约，她逃不走，只能“修复”——用一部部影片重塑或者说恢复舒淇真正的形象。

与尔冬升导演、张国荣、莫文蔚合作的《色情男女》便是舒淇修复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她在片中饰演内心纯洁，为生活所迫去拍情色片的女演员。该片让大众认识了不一样的舒淇，她也因此获得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

这年她才20岁。

《色情男女》剧照，张国荣与舒淇

后来，她与黎明合作拍摄《玻璃之城》，与成龙、梁朝伟等合作拍摄《玻璃樽》，角色迥然于过去的艳俗色彩，而变成深情又脆弱的港大女生和憧憬爱情的纯洁乡村渔女。

那些年，舒淇几乎同香港众多大牌导演、男星都有过合作。她早已越过了早期的性感、懵懂与某种身不由己，跻身于光明的电影大道。

2001年，舒淇正式结识她的人生智者、导师侯孝贤，拍摄了《千禧曼波之蔷薇的名字》，饰演一个多变而迷离的台北女孩，周旋于两个男人之间而心力交瘁。2005年，两人合作《最好的时光》；十年后，两人又为世界观众献上一部《刺客聂隐娘》。

《刺客聂隐娘》剧照

侯孝贤导演40来年，其中一半时间，给了舒淇。据传，侯孝贤患病前筹划的影片《舒兰河上》，仍由舒淇主演。

她是侯孝贤这位电影大师眼里的迷离女孩、青春少女、痴情艺旦、创作歌手和孤寂的侠女。是侯孝贤让她被全世界看见，也是侯孝贤让她去当导演，拍一部只有她才能拍出来的电影。

“你可以自己写，从你最想说的话开始。”侯孝贤如是叮嘱，并且两次有意无意地催问她剧本的进展。

舒淇“最想说的话”是什么？在打破娱乐圈这个“原生家庭”的桎梏后，她最想说的，或许就是曾让她夜不能寐、耿耿在心的真正的“原生家庭”——她要给那些同样“没有童年”的女孩，献上一剂止痛药，给那些不知如何带孩子的父母，摆出一个血的故事，以作善意的提醒。

她的拍摄方法是侯孝贤的，“让人物自由地去飞翔”，不去设定演员的方向，而是追随演员的特质去走。

她的拍摄关怀又是很舒淇的——只有从地狱爬出来的女孩，才懂得保护尚未走出来的女孩——她放弃所有商业类型片的营造法则，把本来可以凸显撕裂、对抗的冲突情节，变成校园的秘密花园、河边的苍翠草坪与青年摩托车上迎面而来的风。

这样做有点任性，但可能比商业片更加深刻。因为拍一个激烈的家暴场景，只是一时的喧嚣，一时的流量，而若是拍出一个个时刻惊惧、时刻胆怯，哪怕长大亦无法忘怀、无法治愈的人生，才更加震撼人心。

舒淇拍摄《女孩》的初衷，就是希望不懂爱的父母们可以懂得怎样去爱自己的小孩。究竟怎么爱呢？

不是在秋千架前，丢下行李，驱赶女孩弃学离家；而是要站在秋千后，扶着女孩，把她荡向阳光普照之处。

撰文 李瑞峰 编辑 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