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案件真相的漫长求索：复盘长跨度庭审类报道｜评稿会

庭审类报道往往聚焦于案件的司法进程，记者往往通过背景梳理，呈现立案、举证、辩论与判决的过程，展现案件中的矛盾和未决之处，而时间跨度长的庭审类报道则面临着材料繁杂、变动巨大、涉事人员众多等独特挑战。

如何在同类案件的报道中挖掘独特的叙事视角？如何将冗长复杂的法律程序转化为清晰易懂的叙事主线？如何从海量司法文书中提炼关键信息，并与案件当事人建立有效沟通？

深度训练营本期评稿会以“长跨度庭审类报道”为主题，选取了多篇相关报道，并邀请《新京报》记者黄依琳，与大家共同探讨书写这一类报道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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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关于时间跨度长的庭审类报道，大家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文章？为什么？

卢咏珈：我印象最深刻的报道是《中国新闻周刊》的。云南农民杨徐邱在31年前因杀人和强奸被判死缓，在服刑过程中多次上诉，最终得以重审。法院重审判其杀人罪不成立，强奸罪成立，而杨徐邱表示自己将继续上诉。这起案件具有长跨度庭审的典型特征：时间久远，证据缺失，审理困难。

潘星儒：我关注到的是《新京报》深度报道部“剥洋葱people”的。这篇报道以2024年内蒙古四子王旗公安局原副局长邢志强涉嫌故意杀人案的重审庭审为切入点，回溯了1995年发生的一起枪击事件。稿件通过庭审实录、历年证人证言、法律适用分析及家属与专家采访，全面呈现了案件定性中的复杂性与分歧，反映出我国司法系统在面对历史旧案时，追诉机制、证据审查标准以及正当防卫边界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彭楚玲：我最喜欢的是《新京报》的。这篇报道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采用倒金字塔结构，点明案件重新开庭的时间，补充事件背景，概述案发经过；第二部分聚焦“丈夫被控杀妻”，依次抛出三个疑点：被子、报纸大小的湿痕、校门口的血迹；第三部分把争议升格到“是否刑讯逼供”；第四部分引入新的证据；第五部分把报道推向高潮；第六部分补充背景，将视角对准被害者与被告的亲友。

Q2：此类报道的文章架构通常如何设计？

曹依霖：澎湃新闻的涉及的案件长达22年，不是传统庭审报道“案发—侦查—审判结果”的线性结构，而是构建了一个以人物命运为轴心、以“现在—过去—现在”为时间闭环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即“以一个核心人物命运为主线 + 统摄 + 时间线与争议点”。

一是以“李玉前的命运”为主线，所有事件围绕他的经历与视角展开。他职业身份的落差反映出他从顺境到绝境，再到挣扎求生的漂泊状态，他的情感轨迹则指明了李玉为何坚持翻案。这种“以人带事”的梳理让读者跟着李玉前的视角走，便于理解每件事对他的影响。

二是在时间线的处理上，在整体遵循顺叙之余，仍存在跳跃讲述。但每一次跳跃的选取都有明确目的，从现在跳回过去解释他走到这一步的原因，从过去跳回现在展示时间改变他的过程。

三是在争议点的处理上，报道不回避案件争议点，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并列呈现控方证据与辩方质疑，让读者自行判断。这种对比梳理既呈现了司法机关的定罪依据，也指出了证据链的薄弱之处，符合深度报道客观中立的原则，让案件22年未决的原因变得清晰。

卢咏珈：直接采用了顺叙，案件时间线比较清晰。被告人在被判死刑后上诉三次，法院第一次改判死缓、第二次驳回、第三次提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发回重审才最终迎来再次开庭。

报道简要梳理了庭审时间线及跨度。同时还详写了当年案件的侦办经过，结合举报信等关键材料还原案件可能发生过程。信源较为具体，采访了杨徐邱本人、警方、辩护律师等。对于初审至重审间的事态发展，报道整体略写，呈现了判决涉及的一些重要的细节，如杨徐邱刑满释放后仍被监视居住。

最后，报道详写了重审的庭审内容，主要包括案情判决和审理细节。作者还加入更微观的视角，如涉案人和家属对重审的看法、他们目前的生活状态，并结合律师、学者等专业人士的意见，补充说明结案判决的逻辑。

Q3：不同部分呈现出哪些相同特点？

曹依霖：澎湃新闻的稿件开篇用矛盾制造悬念，报道开头聚焦于李玉前出狱后发现家门被封的场景，这一段很巧妙。没有交代案情而是直接抛出“刑满释放者家门仍被查封”的矛盾，会令读者想要倒推原因：刑满为什么还被封家？他到底是刑满人员还是嫌疑人？这个当下的冲突场景比平铺直叙更有冲击力，成为贯穿全文的第一个悬念。

人物现状方面，“狱后人生”部分聚焦了李玉前出狱后的生活。这段没有急于讲案情、原因，而是用整整一个小节描写李玉前出狱后的状态。他回到旧居，不是为了寻找证据，而是为了“收拾记忆的残局”。他点燃香火、捡起儿子的玩具、收藏妻子的日记，这些动作不像是简单收拾，更像一种仪式，是他在用身体语言完成一场迟到的葬礼。记者以物写人，树立起李玉前的形象，将嫌疑人还原为有情感、记忆、悔恨的普通人，同时也作了情感铺垫——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变成这样？

情感溯源方面，“爱与恨”部分回溯他与谢初明的婚姻、与孟瑞红的地下情。不是简单地将李玉前描绘成渣男或受害者，而是细致还原了婚外情的发生过程：一次偶然的邀请、一种玩一玩的心态、两次怀孕、一次酒席上的对峙。值得注意的是，报道并未回避李玉前的道德瑕疵。“恨自己当年竟如此混账”是他对妻子日记的批注，也是对自己人生的审判。这种“自我审判”的呈现，让报道避免了煽情与站队，反而增强了可信度。

Q4：此类稿件的采访亮点是什么？

潘星儒：在剥洋葱people的稿件中，一方面，报道中人证是唯一的变量，在该情景下精准选择切口。案卷、物证缺失，还能采访什么？这篇稿件的策略非常清楚：以人证为突破口，聚焦案发现场的唯一目击者李肖。稿件中不仅详实记录其在法庭上的发言，而且系统梳理了他自2020年起17份口供中的内容变化、语义细节与逻辑矛盾。

另一方面，报道的信息调取和采访路径设计出色。稿件没有停留在二手信息拼接，而是展现出了一套“绕过沉默当事人来重构信息链条”的逻辑策略：通过多位专家辅助人的医学观点，对死亡因果进行还原性描述；衔接1995年公安认定与2024年公诉辩护中的逻辑断裂；同时访谈死者家属，还原案件对家族造成的长期创伤记忆；引入法律学者，从制度演变的维度厘清“正当防卫”含义的历史变化。

彭楚玲：《新京报》的报道结构多线并行，呈现案件的来龙去脉。记者采访王鹏亲友、被害人亲属，与律师、警方对话，多维度采访完整案件的呈现，2019年天津一家媒体独家报道此案，此后数家媒体相继报道，舆论推动了案件的重启。

徐鹤闻：在《北青深一度》的这篇稿件中，叙事结构以场景化、情感化的核心事件开篇，迅速抓住读者注意力，再通过“回溯 + 推进”的双线叙事，还原事件全貌。开篇用“坟前报信”的情节制造情感冲击与悬念，让读者瞬间代入事件，隐含着“为何改判？为何申诉八年？弟弟为何已故？”的悬念，驱动读者继续寻找答案。

倒叙回溯冤情，顺叙呈现申诉进展，两条线交织，既清晰还原了错判如何发生，又完整呈现了纠错如何推进，避免了单一时间线的枯燥，同时让八年申诉的漫长与艰难更具实感。

Q5：如何通过完整的描述使“时间跨度长的庭审类报道”具有温度？

曹依霖：长跨度庭审报道容易让读者感到枯燥，需要一些技巧引起阅读兴趣。在这篇稿件中，作者一方面用小物件承载大情感，并辅以细节描写，通过“有记忆的物件”传递抽象的情感。物品永远停留在2001年，而此刻的李玉前已经衰老。“物是人非”的对比可以加强读者的感同身受，比简单的抒情更有力量。

另一方面，文章展现矛盾——李玉前为什么既爱妻儿又出轨？他的法律身份为何模糊？这些“小矛盾”既让读者不断产生探索欲，也展现了案件的复杂性。

卢咏珈：这篇报道本身详略得当，叙事逻辑清晰。记者在转写判决书等材料时，场景描述相当丰富，提高了可读性。比如，记者可能融合了警方的口语化表达，讲述事实时用“行之有效的审讯计划” “经过2个多小时的斗智斗勇”“杨徐邱不得不低头认罪”等更丰富的书面语。

在探讨完一些长跨度庭审类报道的范例后，深度营特别邀请了曾撰写的《新京报》记者黄依琳，请她解答关于如何塑造一篇庭审报道的疑问。以下是深度营与黄依琳的对话。

Q1：如何安排时间线和叙事节奏？

黄依琳：如果只是呈现庭审、控辩双方的观点会特别枯燥，要想办法加故事。其实读者对案件本身也挺好奇的，案子怎么发生的？人怎么死的？嫌疑人怎么被抓的？中间有哪些疑点？这些东西都可以想办法串进去。

控辩双方讨论的点往往可以穿插一些案情。以内蒙古的稿件为例，我分了四个小节。前面三个小节里都按照案情的时间顺序穿插了一些故事情节，第一节加入了警察当时为什么想跟被害者进行正面冲突，第二节侧重案件焦点，把案件最关键的伤害发生时双方都做了什么留到这里来写，第三节则穿插伤害发生后，孟永清当时的伤情，包括他自己把弹孔挖出来这些细节。

Q2：对受害者是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如何表述案件中的人文关怀？

黄依琳：跟你第一个接触到哪一方很有关系，比如内蒙古案子中的律师是我第一个接触的，这是一个知名律师，和媒体关系很近，首先可能会被他的观点带着跑，但到庭审时，记者就有机会看到另一方的观点，你才能知道事情的全貌。在现场，你可以看到被告的辩护人振振有词、逻辑严密，是一种压倒性的优势，而孟永清的民事诉讼代理人则没什么话讲，他的家属也特别弱势。

在那个情况下，你不自觉地会想孟永清已经死了，也会多考虑警察在开枪时到底是正当防卫还是故意伤人，执法尺度又在哪里。可以写痛苦，但不必过多渲染。长时间跨度的庭审案件里一定会关注到具体的人，不管是被告还是受害者家属。特别是参加庭审，能够直面审判对涉案人员带来的伤害、对家庭的摧毁。

Q3：如何将专业法律内容转化为读者易懂的表述？

黄依琳：我也没有特别多的经验，所以在嚼很多材料的时候，我会不断想到底什么意思。先理解再去写，这样的转化也是一种学习。这一点我也做得不好，希望尽量将复杂的法理转化成通俗易懂的语言，发之前我会给一两个非法学专业的朋友，或者我父母读一读，看看他们能读懂吗？如果可以，那我觉得就达到目的了。

Q4：如何采访检察院、公安相关人员？

黄依琳：正面突破确实挺难。如果想做法治报道的话，还是要认识一些司法人员。另外，同事会看公安公众号里透露的信息，宣传破了什么案子。这种情况下你想采访，对方往往比较配合。

Q1：报道长跨度庭审案件需要搜集哪些资料？

黄依琳：首先需要正式的法律文书。比如判决书，判决书里面非常详细，会讲案情、证人、证据、判决结果等。或者，被害人家属手里也一定会有起诉书和申诉方面的材料。起诉书是一个官方法律文书，也会提到案情。采访律师和相关方时，多掌握一些卷宗里的信息。

如果有庭审现场一定要去。假如你没有法律文书，你可以在现场看到那些证据。平时很难接触到的被害人律师、被告的家属，在庭审现场也可以去“抓”他们。

当然，也需要找一下相关证人。比如说运城的案子里，王鹏和校长有亲戚关系，大部分证人又是学校的老师，所以在面对警察询问时，一些人会隐瞒一些细节。但是多年以后，有些教师离开了学校，这时再以记者的身份提问，可能会问到一些未向警方透露的细节。

Q2：如何在大量的信源信息中快速筛选并确定报道的核心叙事主线？

黄依琳：首先要明确报道这个案件的主题是什么，然后再去想要什么样的素材。你要对案情本身了解得很清楚，如果暂时拎不太清案件焦点，可以去看一下判决书，有时里面会针对焦点定性。如果判决书里没有写那么细的话，你也可以问律师要一下他的辩护词。

Q3：如何整合、处理复杂的信息？

黄依琳：要围绕主题和案件的焦点，比如，内蒙古的案子是一个解释性报道，特别是第四部分有大量关于执法边界正当防卫的讨论，这恰恰是报道的主线。怎么判断报道价值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判断，它是否有公共价值？是否长期被忽视且值得关注？素材是为主题服务的，肯定要先看主题，然后列素材、结构、焦点，再找素材往里放。而不是你采到了哪些素材，都要硬塞进去，这肯定是不对的。

Q1：在类似的“陈年错案”的监督报道中，媒体该如何把握推动进展与“不干预司法程序”的边界？

黄依琳：之前遇到一个“受访者”希望我打电话催法院尽早执行判决，但打电话这个行为算干预司法程序，我没有做。很多事情以法律文书为主，里面认定的东西可以写，难以认定的东西最好不要写。无端的猜测或者被害家属讲的没有被认定的东西，一般不会去写。你可以去呈现案件里的焦点，并且表达被告或者被害人对他们认定的所谓不公平司法判决的诉求，他们的埋怨也可以写，但还是需要克制：只陈述，不展开。

Q2：有没有某个采访瞬间让您确信这篇报道需要传递的核心价值？

黄依琳：在规培护士的那篇稿件中，我在对方手机里发现她在高速运转的职场里承担了各种压力，非常焦虑。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她上个月可能还是一个正常焦虑的年轻人，下一个月已经有躯体化反应，想去死。时间如此之近，让事情发展到一个无法扭转的地步。我身边很多人都为工作焦虑，觉得做不好是自己的问题。

这个细节让我很恐惧，恐惧的瞬间让我坚定了报道的主题：它不仅仅是呈现医院的问题，而是要呈现一个无法适应职场、也无法逃离，最终被摧毁自信的年轻人的故事。

Q1：在追踪运城女教师遇害案这起跨度22年的错案时，您是如何发现线索并确定报道价值的？

黄依琳：我不是第一个报道这个案子的人，之前最出名的一篇报道是《南方周末》柴会群老师写的，也是他把案子介绍给律师的。这个律师跟我闲聊时，我发现新的进展是柴老师稿子里没有的，那还能再写一篇，即随着司法理念不断成熟，重审案件背后的意义。

Q2：在采写《运城女教师遇害案时隔22年再开庭：嫌疑人从被判无罪到再被起诉》这篇稿件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为什么？

黄依琳：我去采访王鹏的妈妈，在山西农村，每家门口都是敞开的，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进了院子。家里只有她一个人，我就说出了我的身份，表示马上要开庭了，希望听听她的看法。她其实很有表达欲，说儿子是被冤枉的、被警察威胁了。

这件事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是出现了一些突发状况。她说着说着，就无法自控地发抖，渐渐躺到床上，我还在她药箱里面找了速效救心丸。当时我很害怕，万一老太太不行了怎么办？我立刻给王鹏的姐姐打电话，她来了之后就像我预想的一样劈头盖脸地骂了我，采访也进行不下去了。但在这种时候稿子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赶紧救人。

系列统筹｜黄秋玥 陈晓冉 代婷

参与｜卢咏珈 徐鹤闻 彭楚玲

曹依霖 梁素绮 潘星儒

整理｜张益含 梁素绮

编辑｜张益含

值班编辑｜钟诗艺

编委｜陈书扬 何芊曼

运营总监｜叶沛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