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为何“负荆请罪”？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因在西南无法立足，响应中央的号召北上陕甘北部，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虽然使红军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实际上却使红军陷入了危机。

原来，过去国民党是分兵追剿红军，如今红军集中起来，但国民党的兵力自然也能够集中使用了。另外，南方山高林密、物产丰富，但陕北及甘北地区粮食奇缺，所以红军集中后的处境反而会变得更加危险。

被蒋介石派到陕西剿共的张学良想联苏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张甚至提出申请入党，张不是普通人，何况苏联与张在东北成了仇敌，中央不能擅自吸收他入党。但中央则承诺代为疏通，可以争取苏联的援助，并向苏共报告了有关张想入党的意愿。

当然了，自从红军来到陕北，已经在暗中与张学良联系了。因此，中央这时之所以集中红军来到陕甘北部，还是想要借助这里靠近苏蒙边境的地理位置，实现“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与东北军等建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和组织西北抗日联军，夺取陕、甘、青、宁、绥数省，实现“西北大联合”的计划。

于是，中央马上就拟定了《西征作战计划》，以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目的。1936年8月，中央给正在北上途中的二、四方面军的电报中指出：红军三个方面军必须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出兵绥远，接取苏联援助，建立西北国防政府。首先是准备于10月到11月间进攻宁夏。

而就在中央准备实行打通苏联计划和成立西北大联合局面的时刻，却突然收到了共产国际8月15日来电，不仅否定了“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并反对吸收张入党，而且明确要求红军要与蒋谈判妥协。这意味着既不能策动西北几省独立，又无法在短时间内与蒋介石国民党取得妥协的情况下，整个形势转瞬间就变得极其不利于红军了。

因此，中央于8月25日致电王明，请其转告共产国际：“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而“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

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记载，1936年9月8日，苏共中央书记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联名致电斯大林，提议同意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准备给予中国红军大约15000-20000支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等援助。经过蒙古南部边境，用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

次日，斯大林同意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批准了红军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军事物资援助的作战计划。并告知中央：在红军夺取宁夏后，苏联将通过外蒙向宁夏运送约200吨左右的军事物资。

然而，就在红军三个方面军10月下旬在甘北会师之后，红军西渡黄河就严重受挫。红四方面军在渡河过程中被胡宗南的军队占据了渡河点，近5万人的四方面军有2.1万人的主力部队被隔在黄河以西。黄河以东的三个方面军，由于只有1万余人的二方面军伤病过大，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四方面军剩余部队战斗力不强，仅靠一方面军节节抗击，不仅整个宁夏战役完全失败，而且黄河以东的红军也很快被逼入甘北定边、盐池一带的狭小地带。连衣食都成了严重问题。

为了生存，中央急电在上海的潘汉年与国民党人陈立夫谈判，但没有谈拢，下来红军只能开始进行第二次长征。但第一次长征红军损失高达90%，如果经过第二次长征，谁能保证红军能否存在？

就在红军处于最危急的时刻，先是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与彭德怀配合，使红一方面军得以找到机会歼灭了胡宗南部紧随其后的一个旅，暂时缓解了压力。这时，张学良建议红军不要急于长征，要求红军“熬过一二个月”，等待时局变化。

果然，1936年12月4日，蒋率领大批军政高级官员来到西安，12月12日凌晨张杨发动西安事变。陈诚、蒋作宾、陈调元、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 陈继承、蒋百里被拘押。国民党元老邵元冲、宪兵一团团副蒋堃、宪兵二团团长杨国珍少将、宪兵三团团长杨震亚少将、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蒋介石的侄孙蒋孝先少将、边业银行西安分行经理王景樾、边业银行军代表张乃强上校、侍从秘书肖乃华中校、侍卫官蒋瑞昌少校、警卫队长毛裕礼等和卫兵队17人被打死。还有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中将、原39军军长胡若愚中将受重伤，以及西安城宪兵、军警一百余人死亡——整个局势突然发生了巨变！

东北军离了开东北啥都不是。何况久处异乡，人人思归，几十万东北军的稳定也是一个未知数。

在张的心里，苏联有实力，此时能助中抗日的国家只有苏联，苏联是东北军重返东北的唯一希望。虽然张因中东路事件深深结怨于苏联，但红军承诺帮他进行疏通。张也深信，只要与红军统一步调，不难取得苏联的谅解。所以张等与红军秘密结盟及筹划实行“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等等，目的就是想要通过这种办法取得苏联的同情与援助，以便实现其收复东北的夙愿。

但张眼看红军或将再次进行长征而走，或将被国民党军消灭，他从此失去与苏联络的机会，只有兵谏破釜沉舟，或许能联共联苏共同抗日，重返东北。何况以蒋的地位、性格，他在武力胁迫下妥协的可能性很少。蒋若不从，兵谏可以取得苏联的谅解与同情，公开联共联苏号召全国以西北为中心发动抗日，建立西北抗日联军、西北国防政府，反蒋可代之。因此，张杨更把周恩来等人公开接到西安，让他们直接参与和蒋介石等人的谈判工作，以表示愿与红军同进退。

其实，张并非不知蒋介石当时的影响和威望有多大，他对兵谏的结果显然没有太多的把握。据2000年版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记载，张之寄希望于红军，极力要求与之公开联合，根本目的仍在试图影响苏联和共产国际。张杨从事变一开始，就把这次所谓的“兵谏”行动，在内部明确称为“一二一二革命”，不仅愿知道中共方面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他们甚至请红军速告：“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之看法。

没错，不是兵谏，而是“革命”！否则，为何怎么杀了那么多蒋的亲信呢？试想，如果蒋介石不妥协，张杨得到红军的全力支持，特别是得到红军背后的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大力援助与同情，张杨的“一二一二革命”，显然很可能会成功。

然而，张学良分析国际局势太简单化、表面化了。他不知道苏联对华政策的出发点，主要是从如何便于推动中国抗日和避免把自己拖入战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同样，出于意识形态，苏共会帮助和扶持中国红军，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和共产国际会迁就中国红军及其盟友的现实需要，而无视苏联的利益。相反，中国红军必须依据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需要，及时地修正自己的决定，甚至是牺牲自身的利益。

其实，进入1936 年以后，苏联对华政策的已经非常清楚，特别是华北事变之后，蒋若举一国之力抗战，可以有效地帮助苏联牵制住日本人，苏联自然要争取蒋介石抗日，而不是反蒋。共产国际绝不会支持任何反蒋的军事政变，它更不会同意红军与张密谋来挟持蒋。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科丛书》记载，西安事变刚一爆发，莫斯科就公开对张及西安事变进行了尖锐的指责。紧接着，共产国际也明确指示中央要全力促成事件的“和平解决”。

张万万没有料到，他“抗日反蒋”发动兵谏，争取红军、苏联的支持，希望形成西北三位一体，建立西北抗日联军、西北国防政府，但苏联和共产国际改变了“抗日反蒋”策略方针，使“西北大联合”计划泡汤，张的满腔激情却在瞬间被浇灭！

既然苏联公开斥责张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只得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转变对蒋的态度，自然对事变在公开场合必须保持第三者的立场，而且必须全力推动和平解决问题，不能被张杨“硬绑”。虽然张一直希望红军能公开站在自己一边，直到12月22日，他还给中央去电，要求同意公开成立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军政委员会。

然而，中央于23日讨论之后，仍旧委婉地表示了拒绝的态度。这件事至少说明，无论蒋介石是否妥协，张“一二一二革命”的期望是无从实现了。

兵谏之后，所谓西北三位一体必然难于持久，西北抗日联军、西北国防政府更根本无从谈起。这时，张也只能亲赴南京“负荆请罪”了……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被蒋整整软禁了39年的张学良亲笔写下了一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显然，下联是指1936年12月12日之前的张和蒋，而上联写的是1936年12月12日之后的蒋与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