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 | 作家路翎：用笔名纪念两个朋友

年轻时的路翎

文 | 陈杰

作家笔名是打开其创作文本的一把钥匙。最近寻找西南联大学人的踪迹，未料到岔道而行，意外遇到作家“路翎”笔名的“这一个”故事，予以钩沉，或许成为一说。

他是“天生的作家材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家刘国光1941年考上西南联大经济学系，走上经世济民之路。在他的口述史作品《刘国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中写道，他是江苏人，1935年进入江苏省江宁县东山镇的江宁初级中学，遇到两个非常要好的同学，成了“一坨儿”伙伴，日夜相随，形影不离，二人分别是坐在后边课桌的徐嗣兴和姚抡达。

徐嗣兴就是日后的作家路翎，姚抡达后来是著名的音乐家，改名姚牧。他们两位在江宁中学的抗日宣传中崭露头角。刘国光称，徐嗣兴是“天生的作家材料”，很能写；姚抡达能说会唱，两人表现出色，配合默契。“一二·九”运动期间，姚牧加入了游行示威和下乡宣传的学生队伍，时常唱到动情处热泪盈眶，惹得周围人也跟着落泪。

三个流亡中的好友

1938年春，三个流亡中的好友重聚于四川省国立第二中学。9月学校从重庆北碚区文星场搬到合川县文庙。又一年春，在校“吊儿郎当”、不愿意学下去、一头扎进生活中创作的徐嗣兴，和很有音乐天赋的姚抡达，考取了设在重庆的三青团宣传队，同时考取的还有16岁从湖北沙市到重庆找工作的李露玲。

李露玲，原名李世玙，因仰慕革命女战士胡兰畦所作回忆录《在德国女牢中》的人物叶露玲，改名为李露玲，她被称为沙市的“邓波儿”，与后来成为路翎夫人的余明英曾是沙市新沙女中的同学。

在宣传队里，徐嗣兴和姚抡达都当李露玲是小妹妹。李露玲一直把徐嗣兴当做引路人。徐嗣兴教李露玲读俄罗斯小说——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高尔基的《母亲》；姚抡达教李露玲音乐知识，学会识别五线谱，带她出去玩耍，不像路翎那般严肃。徐嗣兴、李露玲在宣传队跑龙套，管理服装和道具。三人先后离开宣传队，经胡风先生介绍，徐嗣兴在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文学组当教学的“小先生”，带着李露玲在音乐组当了学生；姚抡达经贺绿汀先生引荐到育才学校当了音乐组“小先生”。李露玲因患病住到徐嗣兴的家里。

忘掉这一切，记住这一切

徐嗣兴喜爱李露玲，李露玲后来说“顶在头上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陈默主编：《沧海萍踪：李露玲访谈录》，中国电影出版社2023年版，第28页），恨不得把心都掏给她。严肃的徐嗣兴有一颗真诚的心，但羞于用语言表达，说不出甜言蜜语，没有给李露玲讲过一句开心、温情的话，也不会周到地照顾女孩子，缺乏足够的勇气。

姚抡达则活泼会说，很会哄人，善于体贴“小孩儿”李露玲，总夸赞李露玲有音乐天分，能唱歌，还能表演，不要埋没在乡村里。

此时非常感性、摇摆之中的李露玲偏向了姚抡达，不辞而别，离开路翎家，姚李合好。

本来亲朋好友已认定徐嗣兴与李露玲的关系，抱以积极促成的态度，姚抡达、李露玲和好对徐嗣兴是重重的打击。刘国光得到消息后赶到徐家去看望他，一下子察觉高高大大的徐嗣兴瘦了许多，几天前要死要活的。见面时的徐嗣兴只是沉默不语。

刘国光说：“他是决心要忘掉这一切，也决心要记住这一切。”

用笔名“路翎”纪念两个朋友

1940年5月，徐嗣兴在胡风先生主编《七月》第5集第3期发表成名作《“要塞”退出之后——一个年青“经纪人”底遭遇》，第一次使用“路翎”这个笔名。刘国光认为，此举揉合了李露玲、姚抡达两人的名字，“路”取自李露玲，“翎”来自姚抡达在合川用过的笔名“彤翎”。徐嗣兴曾告诉胡风先生：“名字我也曾想到，只是想来想去，别的也仿佛不好。自己纪念两个朋友，就用路翎吧。”

“路翎”二字充满悲凉的意味——失去了爱人，失去了从少年到青年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姚抡达，徐嗣兴对姚抡达与李露玲的爱情始终耿耿于怀。作为徐嗣兴青春时代生存与命运的印迹，“路翎”留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可称独特的“这一个”。1945年路翎新作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上部在重庆初版，胡风先生称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路翎以全部身心献给文学，一路坎坷与不幸。

姚牧后来成为男高音歌唱家、作曲家，1948年5月，担任了上海广播乐团的第一任团长，最先将《东方红》在上海唱响。新中国出的第一张黑胶唱片《东方红》和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都由他领唱，还曾为电影《铁窗烈火》《十三陵畅想曲》配过主题曲。

李露玲1948年在香港主演歌剧《白毛女》，饰演女主角喜儿，轰动一时，后出演话剧、电影，并担任过导演。

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路翎是胡风案的骨干，李露玲因与路翎以往的过从受到审查，一时撤销主演话剧的资格。

刘国光、徐嗣兴、姚抡达、李露玲，他们或是保持了终生的友谊，或是只能接受友谊的毁灭，这种感情的变迁伴随了“路翎”跌宕的一生。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3800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