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翼骧：怀念郑天挺师

今年是郑老诞辰一百周年、逝世十八周年，作为郑老的学生，不禁回忆往事，写此小文，聊表我的怀念之情。

1936年，我从山东济南高中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在一年级必修的课程中，魏晋南北朝史是由郑天挺先生讲授的，从此开始认识了郑先生。先生讲课条理清晰，时常发挥他自己的见解，能引人入胜，我当时很感兴趣。后来我在阅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时，花的时间比较多，与这时听先生的课有关。郑先生那时是北大秘书长，从他的办公室到红楼的教室，要走一段路，但他总是按时上课，从未迟到或请假。

1937年，我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因故失学。经过两年的辗转奔波，1939年才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复学，入二年级。在二年级的必修课中，有隋唐五代史由郑先生讲授。先生在讲课中介绍了史学界对隋唐史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得到了一些课外知识，获益不少。先生那时是西南联大总务长，公务繁忙，考试时很可不必亲自去监考，委托别人代替一下就行了，但他认真负责，总是到教务处领了试卷后就去监考。

我在三年级时选修了由郑先生讲授的清史研究，主要讲清廷入关前后的历史。此课不考试，学生每人写一篇读书报告，记述自己的读书心得，从而使我们多看了一些参考书，训练了研究能力。那时有一位外校的青年教师，有志研究明清史，而苦于不得门径，便冒然写信向郑先生求教。象这种事情，本非郑先生份内必尽之责，但先生当仁不让，为嘉许其研究学问的热诚，还是在百忙之中开列了参考书目，并指示其阅读方法，满足了这位青年教师的要求。

1942年的春天，我开始撰写毕业论文，题目是“论曹操平定中原”，导师是郑先生。在先生的指导下，我终于写出论文，完成学业，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书，获得学士学位，达到了复学时的目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举国欢腾。1946年，北大复员北平，我们又回到了阔别九年的沙滩、红楼。不久，原史学系主任姚从吾先生调任河南大学校长，系主任由郑先生继任。先生虽然照旧主管全校行政事务，但对系里的事仍认真负责，时常来往于秘书长办公室和系主任办公室之间，非常忙碌。

解放以后，郑先生继续担任北大秘书长和史学系主任的职务，并积极参加各项革命运动。

1951年冬季，北京市各高等学校分别参加各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北大史学系、哲学系、中文系的师生参加中南区土改工作团第十二团，由郑先生任团长，到江西省泰和县进行土改工作。先生在全体大会上作过几次讲话，每次都充满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激昂慷慨，使大家深受感动。团员中有几位著名的教授，如贺麟、唐兰、容肇祖、冯废名等，在郑先生的带动和鼓舞下，都提高了参加土改运动的积极性。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因为郑先生曾担任过十八年北大秘书长，主管全校的行政和财务工作，学校请他提前回校参加运动。当时这个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很多主管财务的人被打成“老虎”。我们与先生熟识的人虽然知道他一向清廉，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谁也不敢保证不会出什么事，所以都非常悬念。结果，郑先生以清白之身经受住了革命运动的考验。大家不但放心了，而且更增加了对他的敬重之心。

先生一生为人忠厚，谦虚谨慎，治学勤奋，成就卓越，培养了很多明清史专家和人才，对学术和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实为一代宗师。先生虽然已经作古，但他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仍深深印在我的心中。

我开始认识郑先生的时候，仅是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而今，我已是年逾八十的老人了。岁月易逝，时不我与，抚今思昔，不胜感慨之至。

来源：《南开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