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醒之累：先知与时代的双重悲剧

虽然在近代史中早已知晓郭嵩焘其人，但读完孟泽先生的《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掩卷时仍不免心绪难平。纵观中外古今，凡超越时代认知的先知者，大多难逃坎坷宿命——他们的孤独与苦闷，从不只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其所处时代最沉痛的铭文。

古之先觉：文明蒙昧期的孤独探路

春秋末期，孔子为挽救“礼崩乐坏”的世道人心，周游列国，却屡遭困顿。从朝堂到民间，时人或讥其“知其不可而为之”，或斥其为“丧家之犬”。各国君主亟需的是富国强兵的权宜之计，而非重塑人心的长久之策，孔子倡导的“仁政”与“礼治”遂成不合时宜的“奢侈品”。

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苏格拉底，以“产婆术”在雅典街头追问真理，却被指控“亵渎神明”“败坏青年”。这位自比“牛虻”的哲人，试图唤醒雅典人对德性与智慧的思考，却触怒了维护城邦传统秩序的既得利益者，被雅典的陪审员以多数票判处死刑。他的死昭示着：当一个社会不能包容异质的思想，对颠覆传统的认知必然报以最残酷的绞杀。

这两位东西方文明的奠基者，都是典型的生不逢时。他们的思想虽成为后世景仰的经典，却恰恰印证了先知者与时代的巨大鸿沟——他们超越了时代，而时代仍然在过去的惯性中固步自封。

近世启蒙：变局中的思想殉道者

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19世纪的世界变局中，这样的悲剧愈发鲜明。美国启蒙思想家托马斯·潘恩以《常识》一书点燃北美独立战争的思想火种，那句“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曾激励无数士兵在寒冬绝境中坚守。然而，当他撰写《理性时代》批判宗教蒙昧，主张“人的权利与生俱来”时，却瞬间从民族英雄沦为全民公敌。在英国，他因《人的权利》遭政府通缉；在法国，他因反对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身陷牢狱；回到他曾深刻影响的美国，民众更是视其为“异端”。当1809年潘恩病逝时，仅有六七人出席葬礼，连故乡墓地都拒绝接纳这位“世界公民”。他的悲剧在于，时代需要他的思想打破殖民枷锁，却无力承受他对传统信仰与社会秩序的解构。

在中国，郭嵩焘的遭遇更令人扼腕叹息。近代中国认知世界的历程，始终贯穿着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条是“从中国看世界”，以自身为坐标观察外部；另一条是“从世界看中国”，以全球为参照反观自身。林则徐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尽管他对世界的认知仍未跳出传统士大夫的局限，但总算刺破了“天朝上国”的虚骄迷雾，首次主动将目光投向海外，试图以“知彼”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郭嵩焘则是“从世界看中国”的第一人——他跳出了“华夏中心”的认知框架，在世界文明的坐标系中，反向审视中国的处境与困顿，堪称近代中国首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先知。

这位中国首任驻英公使，在奉旨撰写的《使西纪程》中，用亲身经历细致记录了西洋的议会制度、工商运作和教育体系，这本该是启迪民智的钥匙，可当时的国人连这样的基本事实都无法接受，保守派更痛斥其中了洋毒，致使《使西纪程》落得毁版禁传的结局。副使刘锡鸿罗织的“三大罪”更显荒诞：郭嵩焘参观时遇雨披了洋人的雨衣是“失节”，见巴西国王起立是“媚外”，应邀观剧看了洋人的节目单是“沾染夷习”。

当郭嵩焘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时，即便是赏识他的李鸿章也未能领会——洋务派执着于船坚炮利的“末技”，而统治阶层则沉溺于“天朝上国”的幻梦中。正因为对世界有清醒的认识，郭嵩焘才能以平常心看待洋人洋务。他认为洋人也是人，“洋人之于吾民，亦类也，未有能自理其民而不能理洋务者”，完全可以“以理格之”“以礼通之”。而且，“夷人之于中国，要求通商而已”，“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故此，虽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否则，西洋就会“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那才是真正的灾难。

这样惊世骇俗的言论自然无法得到认同，反而引来朝野上下的公愤。当时的人对于洋人“始则视之如犬羊，不足一问；终又怖之如鬼神，而卒不求情实”。郭嵩焘的理性视角，在这样的蒙昧氛围里显得格格不入。他还提出，商人跟士人是平等的。必须“通商贾之利”，只有“恤商”才能“裕国”，只有以“商民”为主体，发展才会有可持续的动力，所以，商人与士人应有同等的人格尊严。这种观点自然又惹人诟病，连他的好友都无法认同。

出使英国期间，他意识到西洋商贾“与国家同其利病，是以其气常固”，“富强之业，资之民商”，“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正因如此，西洋政府的所有作为，都是为商民提供保障与服务。反观中国，“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但世上“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他直言，中国采矿、制造、商业，包括铁路、轮船、电报之不能兴旺，其“阻难专在官”，“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之反”。这样的论断，别说在当时，就算放在今天，也足以振聋发聩。

在郭嵩焘看来，“西洋立国有本有末”，政教是本，工商是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相强”。所谓朝廷政教，核心是“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诚”，唯有“公之众庶”的政治，方可“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这就是西洋立国之本。有了这样的根基，教育学术，人心风俗自然会改观，工商业的繁荣也会水到渠成。

郭嵩焘的超前意识不只是对世界的认知，更在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他直言“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而“天下之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以他的家乡湖南而言，回国之后，他发现地方吏治日敝，纲纪日驰，“出使三年，湖湘戾气未解而浮嚣更甚，省运凋零”。地方大员颟顸骄蹇，苟且粉饰，“以顽民能狂逞者，目之为气节”。他进一步指出“吴楚人心之弊，实在士大夫，百姓之可怜之多矣”。老百姓是可怜的，社会风气之所以如此，与他自身所处的官僚士大夫阶层有重要关联，“自古世道之乱，原本人心风俗，而其患皆起于士大夫”。风气是自上而下的，往往是上层的“君骄臣谄”，才会导致社会的“俗敝民顽”。郭嵩焘并不自外于士大夫群体，而是勇于自省担责，他始终认为“风气之嚣陵，人心之浇薄，其原皆在士大夫，则亦吾辈之咎也”。就如他的岳麓书院同窗刘蓉所言：“非英夷之能病（坏乱、困扰、颠覆）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耳。”无奈长期的高压专制、愚民政策加上闭关锁国，使得有识之士太少而又所识有限，晚清早已病入膏肓，触目所及，尽是“在朝者希幸爵赏，在野者激直沽名”的举国“昏顽”。

朝野上下的颟顸自大、盲目排外，不仅阻碍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更一次次将国家拖入危机之中，昏庸的朝廷不思进取，反而把这种情绪当成“公论”加以利用。对此，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郭嵩焘忧心如焚，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痛陈：“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而以挟持朝廷曰公论，朝廷亦因而奖饰之曰公论。呜呼！天下之民气郁塞壅遏，无能上达久矣，而用其鸱张无识之气，鼓动游民，以求一逞，官吏又从而引导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嚣张无识者为之也。”

他还预言，全面学习西方的日本终将勒逼中国，“今之论者，皆谓西洋难与为敌，日本易与耳。吾观其君臣之相为警惕，而知其政教之行为有本也。诸公欲以无本之术、虚骄之气，以求胜于日本，于人与己两失之”。此时距离甲午战争已不足二十年。但这样的洞见换来的，是家乡士绅要开除其省籍、扬言要烧毁其宅第的威胁，是“汉奸”“卖国贼”的辱骂，甚至在他死后，仍遭人联名反对赐予其谥号。他在《戏书小像》中写下“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既是对自我价值的坚信，更是对时代蒙昧的无奈悲叹——这种超前的现代观念自然不能见容于当时之世。

郭嵩焘有关洋务的许多论述，虽切中时弊，却因过于超前而几乎成为全民公敌。作者在书后的问答中道出了其中的关键：他首先就颠覆了有关“夷狄”的传统解释，把“夷狄”从一个歧视性的文化概念，还原为一个政治地理概念。他认为，边疆事务，从来就是一件基于国家现实需要，妥协或者强硬皆为手段而非目的的事，不能不顾时地形势，不顾情理，“主题先行”地把国家关系弄成“玉碎瓦全”“势不两立”的道德选择，汉唐之所以“宽大”“裕如”，就在于实事求是，“控御”有方，而南宋以后，国家关系被士大夫阶层那种空虚狂躁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所裹挟，“虚文无实”，最终，只有自我颠覆和瓦解。这种状况，郭嵩焘痛生生地看到，正好延伸到了他所在的时地。

差不多一百五十年前，郭嵩焘认为，中国需要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深厚、流极败坏的政教，造就新的行之有效的“礼仪风俗”，非这样漫长不能指望成功。他说，武器、装备、制造，有贤者担当，也许三五十年就能够有所改变，可以得其大概，这同时有待于教育，百年树人，百年之力或许可以荡涤旧染，或许可以磨砺出合适合格的人与人才，再以百年之力方可以累积成人心风俗，真正的改变在于人心风俗，需要有大视野、大气魄的“圣人”接踵而起。¹

郭嵩焘

悲剧内核：时代惯性与认知枷锁

先知者的命运，本质上是先进思想与时代惯性激烈碰撞的结果。这种惯性，一方面来自利益集团对即得秩序的因循固守，另方面源于大众认知的路径依赖。郭嵩焘所挑战的，不仅是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自负，更是“重农抑商”“皇权至上”延续千年的体制根基——那些指责他“崇洋媚外”的人，实则是在认知茧房中坐井观天，连抬头直面事实正视世界的勇气都没有。正如中国近代史学者汪荣祖所言：“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郭嵩焘确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的人。”

更深刻的悲剧在于，时代往往要付出巨大代价，才能验证先知者的价值。苏格拉底死后，雅典人很快为其平反，却再也唤不回那位追问真理的哲人；潘恩的思想后来成为美国宪法精神的重要源头，而他早已墓木已拱；郭嵩焘预言的“天地一大变”终成现实，甲午战败的炮火才让部分国人开始反思“政教之本”，而他那时已含恨九泉。作者在书尾感叹：“他的挫折，远不是个人的挫折，而是这个民族有个性的出类拔萃者的挫折，同时是整个民族的挫折。”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它需要先知者照亮前路，却又总是在他身后才肯承认其光芒。

曾国荃将郭嵩焘比作“贾生”，叹其“不能用”的悲哀：“居今日而图治安，舍洋务无可讲者。仅得一贾生（郭嵩焘），又不能用，此真可以为太息流涕者也。”贾谊遭遇的“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与郭嵩焘“一生怀抱几曾开”的喟叹，跨越千年形成惊人的共鸣。不绝的回响警示着我们：每个时代都可能诞生郭嵩焘式的独醒者，但并非每个时代都有接纳独醒者的勇气。

今天我们重读郭嵩焘的文字，审视孔子、苏格拉底与潘恩的遭遇，不应只停留在对先知者的同情和叹息上，更该明白：对异质思想的包容，对认知边界的突破，恰恰是衡量一个时代社会活力和文明程度的标尺。郭嵩焘的价值，不仅在于他揭示了晚清的困局，更在于他留给后人的启示：拒绝反思与开放的时代，终将在自我封闭中付出沉痛的代价。而读懂这些独醒者的孤独，或许正是我们超越历史悲情的开始。

注释：1，郭嵩焘的原话是：“尝论泰西勤求武事，万难及其百一。然有贤者起，竭三十年之力为之，亦可望有成效。制造之精，竭五十年之力为之，亦庶几什一望见其涯略。若此者，其源皆在学校。学校之起，百年而后有成。用其百年之力以涤荡旧染；又用其百年之力，尽一世之人才而磨之；又用其百年之力，培养渐积以使之成。以今日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三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为自秦汉以来二千年流极败坏之久，累积之深，非是不能有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