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美元首韩国会谈,美方将取消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10%所谓“芬太尼关税”,对中国商品加征的24%“对等关税”将继续暂停一年,中方将相应调整针对美方上述关税的反制措施;美方将暂停实施其9月29日公布的出口管制50%穿透性规则一年;美方将暂停实施其对华海事、物流和造船业301调查措施一年。
这也意味着中美贸易战进入休战期,但这场较量的结果已然清晰——美国在它自己发起的这场全面对抗中并未占到便宜,反而在科技、金融和地缘政治等多个维度遭遇了战略性的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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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贸易战的失利只是表象,美国内部可能会掀起一场更为猛烈的风暴,而这并不是中国想看见的。
当前的核心矛盾集中体现在特朗普所代表的联邦政府与鲍威尔领导的美联储之间的激烈博弈上。这背后是一场关乎美国生存根本的抉择:是优先挽救濒临破产的联邦财政,还是全力守护摇摇欲坠的美元信用?
美国联邦政府正深陷债务的泥潭。美国国债规模已突破38万亿美元,而这个数字还在如滚雪球般不断扩大。
相比之下,美国202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9万亿美元,债务负担远超国际警戒线。
更严峻的是财政收支的结构性失衡:2024财年联邦财政收入约4.92万亿美元,扣除社会保障等法定支出后,可自由支配的财政空间仅剩约2万亿美元。然而仅支付国债利息一项,在2024年底就高达1.4万亿美元——这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二的可用财政资金被利息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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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2025年的财政赤字预计将达到1.8万亿美元。这个巨大的窟窿根本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填补,美国财政之所以尚未崩盘,完全依赖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权,在不断透支着美元的全球信用。
而美联储则被困在自己打造的“高息囚笼”中。维持高利率固然能在短期内支撑美元币值、抑制通胀,但代价是急剧推高了政府偿债成本,并可能扼杀经济活力导致“硬着陆”。
若是过早降息,又可能引发通胀反弹和美元信用崩溃。
这个两难困境使得美国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保联邦财政就必须牺牲美元,保美元则可能压垮联邦。无论做出哪种选择,美国都将告别过去数十年的舒适区。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危机正在相互叠加、彼此强化。顽固的通胀尚未完全驯服,经济放缓的迹象已经显现,美国正面临着滑向“滞胀”的切实风险——即经济增长停滞与高通胀并存,这将使任何货币政策都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
与此同时,被寄予厚望的人工智能领域也显现出泡沫化的征兆。美国在基础算法和模型上确实保持领先,但却缺乏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和可持续商业模式的能力。
资本在AI领域陷入严重投机,催生出动辄万亿的虚幻估值——英伟达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的背后,是斯坦福研究显示超过95%的企业AI投入未能产生相应回报的现实。这种技术与商业应用的脱节,正在拉大一个危险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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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曾被美国批评“重应用轻基础”的中国,如今正凭借其强大的工程化和制造业基础,将AI技术实实在在地转化为生产力。而这个“回旋镖”正好击中了美国创新模式的软肋。
对于中国而言,美国加速陷入内部危机反而需要高度警惕。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产业升级和供应链自主都尚在进行中,还未做好全面承接美元体系崩溃的准备。
更关键的是,一个陷入绝境的美国采取极端手段“掀桌子”的风险将急剧升高——无论是金融上的非常规举措,还是地缘政治上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世界带来不可预测的灾难。
因此,当前中国的战略利益恰恰在于维持局面的相对稳定,以时间换取更大的发展空间。美国维持高利率虽然短期内对全球资本流动造成压力,但长期看实际上是在加速美元信用的损耗。
中国更需要的是在这个战略窗口期内,稳健推进自身的内外改革与科技突破,为不可避免的全球格局重构做好充分准备。历史的钟摆正在摆动,但这场变革的进程与代价,将取决于各主要参与者在这场百年变局中的智慧与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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