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理解把握所谓台湾主流民意

对于所谓台湾主流民意，大陆舆论场很容易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过高估计台湾民意的作用，认为其应成为一切对台政策的指导依据。同时面对民意起伏患得患失，一味地迁就绥靖。

另一种是彻底否定台湾民意的意义，特别是在面对呈现的民意与自己观点立场不一致时感到极端失望，认为台湾民意根本不重要，主张通过强制的措施压制民意，并认为强制主导可以改变民意。

以上两种思路，在四十年来的不同阶段此起彼伏。毫无疑问，现在后一种观点在舆论场占据绝对上风，这也是当前两岸局势在大陆民众中的投射认知。

如何正确把握台湾的民意？在讨论问题前，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下何谓台湾主流民意，这样我们的讨论才有依据和边界范围的讨论。

在台湾社会的讨论中，一般超过60%的民众对某事持不同程度的赞成可视为主流民意，包括非常认可、比较认可、一般认可等。

为什么会出现60%这一数值？因为台湾社会把一切民意最终归结到选举选票，而台湾的选举制度是简单多数制，超过50%就可以当选，超过60%就绝对稳操胜券，再多也是浪费。

久而久之，由于选举的衡量作用，60%就成为台湾社会对于民意辨析的分水岭。

台湾社会把民意归结到选票，会产生三个问题。

第一，未参与选举的人到底有什么想法。未参加选举不等于没有想法，他们的民意如何体现呢？台湾选举投票率一般未超过七成，那未参加投票的三成民众有什么想法，无人关心，即使台湾岛内的学术界也很少对此进行讨论。

第二，选举本身有很多偶然突发因素。选民选择候选人是一个复杂的行为，其与候选人的主张并非正向一致的关系。同时，选票的选择只是一时之选，并不代表未来四年保持同样的认知不变。也就是说，投票结果并非长期观察的唯一样本。

第三，在简单多数决定的情况下，如果结果是大跨度的一面倒差距也许可以说明问题，但台湾的选举结果通常是胜负方差距不超过10%，形成简单多数通过结果压制绝对数量并不少的相对少数。2004年就出现了50.11%对49.89%的情况，这看似结果一锤定音，事实上呈现出泾渭分明的撕裂民意。

在非选举时期，各类民意调查就成为时时讨论的热点。不论这些民调的真假，都可以看到民调数据是蓝绿双方攻防说事的主要论据。似乎有了民调数据的支撑，就可以让一切讨论闭嘴。反过来说，为了让对方闭嘴，当事方会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民调，甚至伪造民调。2024年的柯文哲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自然可以做出结论，对于台湾的选举和民调所反映出来的所谓民意，我们参考就好，然后运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找出数据结果所隐含的真实。

但问题的核心逻辑在于，假设台湾的选举和民调是反映台湾民意的最佳方式——你也许找不到更好的办法，那么台湾民意是否由台湾民众自主形成，而政党和政治人物主动或被动地去迎合这种民意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可以通过探讨台湾民意中的两岸路线问题来证明这一结论。

台湾民意中最受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两岸路线问题。我们无需回避躲闪、粉饰太平，台湾主流（60%以上）民意目前确实是“亲美友日反中”。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断言：三十年来台湾民意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表明，两岸关系已经从同族内部矛盾向敌族矛盾方向演变。

之所以对台湾主流民意现状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们身处中国的领土却拒绝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尽管我们一再放宽对中国人的认同底线，甚至放宽到只要认同中华民族，许多台湾人依然拒绝接受。

特别是赖清德执政后，把国家的统一抹黑成“敌国侵略”，并得到许多台湾人的认同。这就突破了最后的底线，将民族内部治理权之争的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

因为被贴上了“侵略”的标签，在台湾岛内，谁敢表示对大陆的善意，就会被视为“侵略者”的帮凶，是加害台湾人的内奸。而美国是帮助台湾人抵御“侵略”的盟友，所以亲美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赖清德及民进党已经在台湾建立了这样的黑幕。赖清德的儿子，或者国民党柯志恩的家属在美国，这在政治上并不被视为污点。而如果谁的家属在大陆，或者与大陆有来往，则会被视作政治上的自杀，会受到铺天盖地的指责。

这种咄咄逼人的怪象已经恶劣到何种程度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无论发表多么极端的台独或者亲美言论，都不会受到惩处。但如果稍微替大陆说话，就会受到舆论暴力，甚至有些人因与大陆交流被司法迫害坐牢。这种巨大的反差推动失衡的台湾走向危险边缘。

回想三十年前，台湾还有七成以上的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中国”变成了他人的指代，甚至变成了被敌视仇恨的符号。

由此可见，台湾的民意并非自然形成，不存在“天然独”之说，其变化过程恰恰是人为造成的。其背后的始作俑者，就是通过选举绑架台湾利益的既得利益者——台独势力。

民进党最早的族群操作框架是本省和外省的概念，这种框架广义来说还是在中国人框架下的。随着第二代、第三代的成长，省籍的特征已经不是那么明显。民进党就把省籍冲突上升到“国籍”冲突，构建出新台湾人概念，吸引中间选民摆脱历史，用现状去构建论述。

1999年，民进党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26年来不断克服困难障碍推动，不但拿到了25年里的17年政权，而且决议所设定的目标基本实现，塑造了他们想要的民意。如果不做价值判断的话，截至目前他们无疑是成功的。

民进党最成功的是他们制造了台湾选举胜利的规则的假象，也就是台湾的选举要靠谁更仇中的才能赢。他们不断恐吓国民党，替国民党总结他们失败的原因是坚持了“九二共识”。国民党在数次失败后患得患失，毫无自信，扔掉了原本可以在岛内主导两岸交流的优势，掉进了民进党设置的陷阱。

如果选举是比谁更独，谁更仇中的话，国民党永远会是民进党的手下败将，等待他们的是死路一条。国民党明知道是死路，但是他们无力改变。因为在岛内政党生存的规则下，他们只想赢得下一次选举，迎合当下暂时的民意，而不敢也不愿去触碰民进党花费三十年制造的民意坚冰。

按照目前的态势发展下去，台湾谁也不敢告诉民众真相，不管清醒或者不清醒的人，都必须喊着更为卷、更为激进的口号。任何敢于讲出真相的人，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特别是政党政治人物，更不敢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做代价，为了台湾的长期利益而牺牲自己短期的政治利益。

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通过掌控舆论机器，成功营造了一种沉默的螺旋。他们刻意放大反中仇中言论，并将其塑造为政治正确。将任何支持两岸交流、质疑台独路线的声音污名化为卖台。这使得许多持中立或理性观点的民众因恐惧被孤立、被攻击而选择沉默。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所谓主流民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刻意制造出来的表面共识，是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的压制。它并非台湾社会真实、全面的民意分布，而是恐惧压力下的产物。

我们的策略，绝不能建立在对这种虚假表象的误判之上。真正的突破口，在于打破这个螺旋，通过坚定的行动为岛内的沉默大多数提供安全感，让他们敢于发声，从而扭转被少数极端声音绑架的舆论生态。

从大陆的立场利益看，台湾的民意发展成这样，是我们极其不愿意看到的。我们当然可以把责任推卸给台独势力的猖獗和毒辣，也可以尽情指责美日西方操弄台湾的阴险和邪恶。但是作为主政中国的责任者，我们也要深刻地检讨和反思，这三十年来我们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总结三十年来的对台工作，我们存在四个方面的主要失误，这些失误也是导致台湾民意今天对大陆产生误解和敌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是好大喜功。热衷于搞交流，办热闹，没有人沉下心做基础工作。为了完成KPI考核的交流任务，不惜求着哄着台湾人来交流，为交流而交流，营造两岸局势一片喜人的景象。交流搞得像闽南七月半做普渡，花钱拉人头买热闹是最简单的事情。

搞到最后，知心朋友没有交到多少，在岛内发生事情的时候没有多少人帮我们说话做事。最恶劣的典型如国民党前副主席夏立言，每次来大陆都是座上宾，回到台湾以后讲破坏统一的言论。

二是闻风起舞。我们在台湾岛内社会舆论上缺少积极主动引导的有力议题，反而频频陷入台独势力抛出的议题陷阱，跟随他们制造的议题被动接招，由此产生了被动应付，很多问题无论回应或者不回应，都会被扩大解读，变成绿营操作选举的提款机。

每次台湾选举这样的关键时机，我们主动宣称不介入台湾地方内部事务（其实谁都知道有所介入），对台湾选举不介入、不引导、不遏制，反而被动接招绿营频频抛出的议题，丧失了选举引导的主动权，只能被动等待选举结果。2020年前后的香港例子，给我们对台工作展示了主动和被动的不同结果。

三是患得患失。对于台独的各种各样嚣张挑衅，在反制上顾虑重重，该断不断，反受其乱。在处理两岸关系时缺乏清晰的战略指向，既想维持现状又渴望推进统一，导致政策摇摆不定，无法形成有效震慑。

面对台独的步步紧逼，我们瞻前顾后，生怕反制措施被利用引起台湾民意的反弹，又怕引起西方势力的干涉。和国民党一样只顾当下，不管长远，始终没有建立一个长效的管控机制，导致台独势力的一次次侥幸得逞。

三十年来，我们未曾哪怕有过一次让台湾社会真正怕过的措施，让台湾内部产生制衡刹车的功能。无论是军演还是取消关税优惠，最终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未能让台湾民众真正感觉触痛，反而沦为民进党反宣传的话题笑柄。

四是导向不明。对台工作的目标长期模糊，有时强调和平发展，有时突出军事斗争准备，但未能将二者有机整合为统一叙事。这种导向不清使得基层执行层面难以把握重点，也让台湾社会对大陆意图产生误判，进一步助长其拖延和对抗心理。

导向不明在具体工作上产生了赏罚不明。特别是在2016年以后，面对民进党否定“九二共识”，我们对其打击不够严厉，没有形成赞成和否定“九二共识”有天壤之别的待遇。

民进党已经执政9年，多次严重冲撞红线。但现状让台湾民众以为，否定冲撞红线所受的惩罚不过如此，和2016年之前并没有本质区别：马照跑，舞照跳。这给台湾社会发出了错误的信号，纵容了台湾民意继续与大陆渐行渐远。

富裕安逸的台湾人是不会自发产生统一的动机动力，经济上穷台和武力上的围台一样有其逻辑性，应该和明确宣布不放弃使用武力一样成为选项之一。

总的来说，我们最大失误就是没有明确的战略，使得我们无法牢牢地掌握主动权，建立清晰导向。软的方式没有受到对方感恩，反而是抹黑抹杀；硬的方式没有使对方感到震慑，遭到挖苦嘲笑。最后使得台湾民意软硬不吃，油盐不进。

好大喜功、患得患失等表象之下，是我们在和与战、维持与进取之间长期摇摆的战略模糊。我们既希望和平统一，又未能让对方相信我们有为统一付出代价的绝对决心。这种决心上的犹豫，被对手精准捕捉并利用。

由于策略缺乏可信度，狼来了的效应让我们的警告被漠视：一旦划出红线，任何触碰行为都必须自动触发预设的且对方无法承受的后果。让台湾社会形成挑衅必然遭致确定惩罚的共识认知，这比惩罚本身更重要。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次性的大动作，而是一个高度可信的长效威慑机制。

因此，改进的关键不是具体方法，而是展现不容置疑的战略决心。必须让台湾和美国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政府在统一问题上的决心和优先级，远远高于对维持现状，甚至短期经济利益的考量。这种决心的清晰度，是瓦解一切政治操弄的最根本力量。

面对台湾民意的现状，我们被迫改变我们的处理方式，从寄希望于广大台湾同胞转换为需经过十四亿中国人同意的表述方式，回避了我们面对当前台湾民意的尴尬困境，但也丧失了我们部分的战略主动权。

强调十四亿人的意志，并不是说要否定台湾的民意，也不是说对于改变台湾民意丧失信心。无论何时，无论最终采取什么手段，争取台湾民心工作都是一项重要的长期的任务。

所谓的台湾主流民意是可以引导塑造的，但是需要长期的经营累积，而不是短期的操作。争取民意不是把做台湾人民工作简单理解执行为讨好台湾人民工作，不可能通过几次温情的喊话，搞几次吃吃喝喝的交流，出台惠台的一纸文件就可以立竿见影的，需要至少一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

做台湾民意的工作，首先第一条就是要建立明确的工作导向，那就是一切工作都要紧紧围绕反“独”促统的核心任务，对核心任务没有帮助的事情不做或少做。凡是有利于反“独”促统的工作就坚决做，毫不迟疑。凡是阻碍反“独”促统的行为坚决打击，毫不手软。

任何反制措施必须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目标精准，直击台独要害，避免伤及无辜民众；二是力度足够，必须产生让台湾社会整体感知的痛感和震慑感；三是言出必行，建立绝对的策略可信度。

要明确公开阐述何种行为会触发何种层级的反制，确保威慑的可信度。要通过大量的事例让台湾民众清醒明白，台湾发展的每一步都跟尽早促进统一有关，拥护则一帆风顺，反对就窒碍难行。政策导向要从“利益输送”转向“命运共同体构建”，让台湾民众认识到其未来发展与大陆紧密相连，而非单向施惠。

只有建立明确的导向原则，我们的惠台措施才会让台湾民众珍惜，而不是理所当然。我们的强硬发声才会让敌人害怕，绝不敢再反向操作煽动民意。要做到立信立威，使台湾民众相信到深入骨髓。

要明确地发出信号，台湾只有选择统一或者选择独立两条路，没有维持现状的模糊空间，逼迫台湾社会内部讨论做出选择。这样强硬的信号，当然有可能会引起暂时的台湾民意反弹。但只要足够明确坚定，一定会收获长期的受益。否则，就会沦为像国民党一样，为了眼下短暂的利益而放弃长期应该坚持的主张。

无论软还是硬，最终都是为了台湾民众好。当前的状况下，硬的措施要多于软的措施，才能打开民进党当局的铁幕坚冰。如果再一味惠台让利，台湾民众不会有改变现状的意愿。时间长久拖下去，发生极端事件的概率就升高，最终害了包括台湾民众在内的两岸同胞。

对于台独遏制惩处的措施一定要做到确实管用有效，促使台湾社会巨大震动，绝不再允许做形式装样子让台湾社会无感的事情发生。没收台“海巡署”在台湾海峡执法权，军机军舰进入台湾岛12海里，封锁台湾港口一定期限，要通过一些有强烈震慑感的举措来表达我们的态度，否则不如不做。

因此，当务之急是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实施一次标志性行动。这项行动不应是孤立的军事演习，而应是集法律、行政、军事行动于一体的综合性举措，其目的在于实质性地剥夺“台湾当局”某一项它自认为享有的“主权象征”。例如，在台湾海峡，由中国大陆的海警、海事部门常态化行使完全的管辖权，公开驱离乃至扣留台的“海巡署”船只。

这一行动的战略意义在于：1.针对性极强：直接挑战民进党当局的‘治权’宣称，但行动发生在两岸之间，国际化程度低，外部势力直接军事介入的理由和风险都较小。2.震慑效果直接：让台湾社会清晰地看到，其当局没有能力保护其所谓的“管辖水域”，台独意味着实实在在的统治崩溃。3.建立新常态：一旦成功，即可确立一个对我不利现状已被打破的新常态，为后续一系列行动打开突破口。

实施这样的‘标志性行动’，其价值远超十次军演。它能用最小的代价，最清晰地验证我们新战略的决心和智慧，真正开始撬动那块民意坚冰。

统一是十四亿中国人所期盼的事，中央政府要积极主动有为，不可能寄望于台湾主动贴近。当前状态下，台湾已经被民进党建立起坚冰铁幕，同时由于选举制度的短期导向，台湾没有政党政治人物敢于主动作为，敢于主动与大陆商谈，甚至敢于向大陆释出善意。

我们要在战略上要积极主动，不断制造议题，逼迫台湾社会讨论抉择。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央政府介入地方政府内部事务理直气壮，理所应当。

对于台湾的选举这个关键的抓手，要大张旗鼓明确表态支持统一的力量。只要态度够坚决，手段够坚决，不怕台独势力贴标签抹黑抹红反操作，也不怕介入后近期一两次选举效果的失败。

民进党谁也不怕，就怕选举失利。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民进党已用三十年将反中与选举深度绑定的今天，试图完全绕开选举这个战场去塑造民意，已是空中楼阁。因此，当前的介入，是一种以战止的破局之术。

只有对其选举产生泰山压顶的阻碍，民进党才会对我们忌惮，以后再发表台独言论的时候才会掂量。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提出“选择民进党就是选择台独，选择台独就是选择战争”的口号，对支持民进党的民众进行强大的震慑。

对于支持民进党的金主和势力进行追责管辖，对公然支持台独分裂行径的地方当局及其金主，依法采取精准的反制措施。对于2026年民进党选举获胜的县市，实行经济行为标地等方式的经济制裁。

介入台湾选举核心目标，并非指望一次干预就能选出心仪的领导人，而是要达成两个更根本的战略目的：

一是破信，通过让台独选项在选举中付出明确代价，彻底打破“抗中保台=选举票房保证”的神话，瓦解绿营的政治提款机。

二是立威，向台湾所有政治力量（包括国民党）和民众树立一个绝对可信的预期——任何走向‘台独’的政治操作，其路径已被彻底锁死，且代价高昂。

换言之，我们介入选举的短期行为，服务的是一个长期目标：强行改变台湾政治市场的游戏规则，迫使台湾的政治供给方（各政党）和消费者（选民）不得不在一个弃独促和的新框架内重新思考他们的选择。这是打破当前死结必须经历的、一个看似矛盾却至关重要的阶段。

有人认为强硬手段会伤害感情，这是一种误解。当前台湾民意已被台独势力劫持，形成了一种拒绝统一的沉默螺旋。温和的惠台让利，已被扭曲为大陆有求于台的软弱，无法打破这一螺旋。

真正地争取民心，第一步必须是打破民进党设置的政治枷锁，为岛内支持统一和理性讨论的声音解压。清晰的底线和坚定的威慑，不是要恐吓台湾人民，而是要恐吓台独势力，使其不敢再绑架民意。

只有当台独不再是政治正确的安全牌时，台湾社会才可能进行真正理性的讨论。当下的‘硬’正是为了给未来的‘软’创造可能性。

我们的反制措施，其目的不仅是让台独势力付出代价，更是为了打破岛内‘维持现状’的迷思，为台湾的爱国统一力量、中间沉默大众提供一个敢于发声、重新抉择的战略支点。

当明确宣告选择民进党即选择战争风险时，我们同时也应为选择两岸和平发展的政党、团体和民众提供清晰且光明的路线图。我们的工作，是让统一成为一个真实、可行且更具吸引力的前景，而不仅仅是台独之外唯一的无奈选择。

我们重视台湾民意，是要争取民心，实现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统一。但我们绝不能将国家统一的终极目标本身，置于被台湾岛内一时一地民意绑架的危险境地。当岛内民意与民族整体利益发生根本性冲突时，前者必须无条件服从于后者。这是讨论所有台湾民意问题的前提和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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