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的先知：为何三国“毒士”贾诩成了今日赢家图腾？

贾诩，作为三国时期的谋士，在古代常被称为毒士，风评勉勉强强，然而到了现代确多了很多拥趸。现在很多人推崇贾诩，早已不是简单地欣赏一个历史谋士的“聪明”。这背后，是一股强烈的社会情绪在寻找一个历史投影，而贾诩的形象，恰好完美地契合了这种情绪。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 “现代生存焦虑的历史借壳上市”。

1. 他不是“谋士”，他是“终极算法”

在传统价值观里，一个谋士应该讲究“忠义”，有道德底线，比如诸葛亮对刘备的“鞠躬尽瘁”。但在当今盛行的功利主义视角下，这一切都被解构了。忠诚和道义，成了可以被量化的“成本”和“风险”。

贾诩的可怕之处在于，他像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工智能，只运行一套基于生存和利益最大化的核心算法。

他为张绣策划反击曹操，杀了曹操的儿子和爱将，之后又能劝张绣投降曹操，并且自己还被重用。 在传统视角下，这不可思议。但在功利算法里，这完美无比：当时投降是张绣集团的最优解，而曹操为了展示招揽天下的气度，也必须容忍并重用他们。贾诩算准了人性的功利面。

他在曹丕与曹植的世子之争中，轻描淡写地就用一句“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帮曹丕锁定胜局。 他不谈感情，不谈才华，只谈一个最功利的现实：废长立幼会导致内乱和集团崩溃。这对同样作为功利主义者的曹操来说，是致命的痛点。

当代映射： 在一个“内卷”和“优化”成为常态的社会里，人们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个数据点，被更高的系统算法所评估。贾诩的形象，就成了掌握并利用这套系统规则的“神”。他不被道德绑架，永远做出对自身最有利的“理性选择”，这正是许多在职场、社会中感到身不由己的人所向往的——成为规则的玩家，而非棋子。

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完美优胜者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在这个残酷的竞技场里，仁义道德常常被视为弱者的枷锁。

贾诩的一生，就是一部在“黑暗森林”里的完美生存指南。

他开局就做了“毒士”，建议李傕、郭汜反攻长安。 这个行为让天下大乱，生灵涂炭。从道德上看是罪恶，但从社会达尔文的逻辑看，这是他为了自身生存（董卓死后，他作为部下无处可逃）而发动的绝地反击，而且他成功了。他证明了在乱世，凶狠和果决才是生存的硬通货。

他侍奉过多个主公，却能每次都精准“跳槽”，步步高升。 这打破了“忠臣不事二主”的传统枷锁。在现代视角下，这像极了高效的“职场跃迁”。人们不再批评他“不忠”，反而佩服他卓越的“择业眼光”和“面试技巧”（每次投诚都能被接纳和重用）。

当代映射： 当“财务自由”、“阶层跨越”成为显学，当“躺平”和“奋斗”形成对立，贾诩提供了一种看似更高级的路径——极致的机会主义。他不纠结于主义，不困于情怀，永远站在即将胜利的一方。这种“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冷酷，被许多人视为在激烈社会竞争中不被淘汰的最高智慧。

他是“祛魅”时代的反英雄

我们生活在一个“祛魅”的时代，宏大叙事（比如绝对的忠诚、奉献）正在被解构。人们不再相信完美的英雄，反而对那些有缺陷、但真实而强大的“反英雄”角色产生共鸣。

贾诩正是这样一个角色。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算计和自私。 他的目标很纯粹：自己和家族的生存与富贵。他不立牌坊，不唱高调。这种“真小人”的坦荡，在很多人看来，比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要可爱和可靠得多。

他实现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在那个英雄辈出也英雄陨落的时代，理想主义者如诸葛亮累死，耿直者如荀彧被逼死，而现实主义者贾诩却善终且家族显赫。这个结果，对信奉“结果导向”的现代人来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总结一下：当今社会对贾诩的推崇，本质上是一种 “慕强”心理和 “生存焦虑” 的混合产物。在当今推崇功利主义的社会，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在残酷环境中，完全剥离道德情感负担，仅凭纯粹理性和算计就能走向成功的“模板”。

这未必是一种健康的倾向，但它真实地反映了部分人的心态：当感到个人努力在系统性的压力下无比渺小时，人们会不自觉地崇拜那些被视为能“玩弄系统于股掌”的极端个人主义者。贾诩，就这样从一个历史人物，变成了一个关于效率、生存与成功的文化符号。

这种推崇，其实也是对我们所处时代的一种无声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