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我国许多名人都热衷于留洋并与外国名家建立友谊,比如鲁迅和泰戈尔、夏元瑮与爱因斯坦,还有毕加索与张大千。作为拍卖领域最受欢迎的“宠儿”,毕加索、张大千的画作市场拍出过亿元的天价,他们也在各自的领域有所突破,最终自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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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7月29日11点30分,张大千与毕加索进行了会面,这被誉为“中西艺术的火花碰撞”。毕加索带张参观了自己的画室,令张没有想到的是,这里竟然陈列着数百张临摹齐白石的画稿。毕加索指着桌子上的一张,很不解的说出了那句名言:“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何以要跑到巴黎来学习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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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补充道:“不要说法国巴黎没有艺术,整个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如果把东西方绘画比作一块精美的面包,那么西方的不过是面包的碎屑。”这番言论令张大千非常吃惊。在午宴结束后,毕加索画了一幅《西班牙牧神像》赠予张大千,而张则回礼了一幅《墨竹图》。
毕加索告诉张大千,自己这幅画用到了中国传统的书法技巧,还参考了八大山人、郑板桥等名家。不过,后来有人问张对这幅画的看法,他回答道:“我和我太太反应一样,都在小声地说‘这是啥子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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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早年通过欧洲收藏的中国书法,接触书法线条,其借鉴集中于“线条的表现力”,从繁复写实逐步提炼为极简轮廓,如最后一版《公牛》仅用十余道曲线构建形态,线条的提按转折,如牛角处的侧锋加粗、牛身的中锋长线条,与中国书法“中锋立骨、侧锋取势”的技法逻辑一致,区别于西方传统素描的“明暗线条”,更接近怀素狂草的简练张力。
中国绘画“以形写神”的写意理念,被毕加索融入立体主义创作:以色块与简练线条勾勒神韵,用弧形色块概括轮廓,类似中国水墨花卉“删繁就简”的写意手法,区别于西方印象派的“光影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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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图上,毕加索借鉴中国绘画“留白”,背景未填满细节,而是以大面积空白衬托主体,空白区域与实物形成“虚实对比”,类似中国山水画“无画处皆成妙境”的构图逻辑。艺术史学者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指出,毕加索“将东方线条的表意功能纳入立体主义拆解体系”。
毕加索接触敦煌壁画画册后,其人物画轮廓线条融入了敦煌壁画的流畅笔意,形成独特的视觉语言,这一过程也印证了东西方艺术精神的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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