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承诺每月给1万元养家费，要求小弟把事都扛了！入狱后小弟崩溃：我被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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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

北京某监狱的监区铁窗内

何知归想了很久

还是将一封信投了出去

“我不是组织卖淫的主犯，

我是替大哥扛事儿的

他答应每月给我家1万元

现在根本就不管……”

信送到了北京市团河地区检察院派驻该监狱检察室，它也引起了该院副检察长李银的注意。李银告诉《方圆》记者：“这封信字里行间不是常见的‘我没犯罪’的空泛喊冤，有具体的人、具体的事，还提供了‘手机里有聊天记录’的线索。”李银说，比起看守所里“案子没定”的焦虑，监狱里的罪犯更愿意向检察官袒露过往——尤其是当“大哥”的承诺落空时。

从“小弟”到“主犯”

何知归的顶罪之路

“我是四川达州人，爸妈在北京打工，我初中没读完就出来‘混社会’了，认识了一帮‘兄弟’，2019年我还因为寻衅滋事被判了七个月刑。”坐在李银对面的何知归穿着灰蓝色的囚服，坐姿很拘谨，肉肉的脸上带着几分江湖气。回忆起过去，何知归的眼神暗了下来。

2022年，何知归通过“兄弟”的“兄弟”，辗转认识了开汽车租赁服务公司的李冲志。李冲志让何知归跟着他干，做点开开车、送送东西之类的跑腿工作，并提出一个月给他开1万元的工资。何知归同意了，随后认识了和李冲志一起合伙开公司的徐寅。其间，何知归还接触到了徐寅的老婆黄悦月，还曾送她去医院生孩子。

然而，这笔钱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2022年6月，李冲志开启了“新业务”，他以何知归的身份证租赁了一个三居室的公寓作为卖淫窝点，嫖客进入公寓后扫二维码付嫖资，钱款也汇入了何知归的账户。给“小姐”结算以后，每过一两天，何知归去银行提现，然后将现金交给李冲志。

两个月后的一天，何知归正在看公寓门口的监控，突然看到警察冲进房间，并将放在鞋柜上的监控打翻了，他再打电话给“小姐”，对方也处于失联状态。何知归联系了李冲志，李冲志让他赶紧跑，并告诉他“我每月给你打钱，等风头过了再说”。何知归非常听李冲志的话，他刚开始非常警惕，把自己的手机给换了，并且只在北京周边一些不需要身份证登记的小宾馆里躲着。但他的身份信息还是被警方锁定，并上了北京市公安系统的网上通缉协查名单。

2023年2月的一天，何知归觉得半年过去了，自己还没事，看来风头已经过去了。于是，便在一个网吧用自己的身份证开机，打起了网络游戏。沉迷游戏的他不知道，公安协查名单此时已经发出警报，当地派出所立刻出动警力将他抓捕。

在看守所里，何知归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参与了组织卖淫相关犯罪。因为在外面潜逃时，李冲志曾经承诺过他，如果以后他被抓到了，不要承认，实在瞒不下去了，就一个人把事情都扛了，不要把李冲志供出来。李冲志承诺会在外面照顾何知归的家人和女朋友，每个月给何知归的父母1万元。年轻天真还讲究“哥们儿义气”的何知归听信了李冲志的话。

随着客观证据的出现，检察机关将何知归批准逮捕。如李冲志所愿，何知归揽下了所有事情。

2023年9月1日，何知归因组织卖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交付至监狱后，何知归与父母会见，一番询问后才得知，他被捕后，父母只收到过“大哥”李冲志给的5000元，之后便再无下文。同时，他还得知，当时负责给嫖客开门、收银的前台人员只被判了十个月刑期，罪名是协助组织卖淫罪。

“我被耍了。”何知归彻底崩溃了。

证据迷局

难解的证据与支付宝里的破绽

何知归现年22岁，初中肄业后即“混社会”，没有固定经济来源，明显不具备组织卖淫所需的资金和社会资源。同时，这类案件往往是团伙作案，一个人很难完成所有角色。李银和同事石聪正由此判断，何知归反映的线索属实的可能性很大。

在向院里汇报该线索时，团河地区检察院检察长张剑提出，此案既有对漏犯的立案监督线索，也有对该犯原案的审判监督线索，涉及内容多，需要其他机关协作配合范围广，案情较为复杂。如果在现有基础上只是分别移送线索可能办案效果不佳，可以充分利用派驻检察的优势和便利，前期多做一些调查核实工作，将上述线索串联后再予以移送。

李银和石聪正首先想到的突破口就是何知归提到的“被扣押的手机”。但却发现，那部手机的微信、支付宝、QQ这些常用App都被删除了。于是，李银和石聪决定调取原案证据材料，寻找新的突破口。

在重新查阅案卷材料与口供，并多次与何知归谈话后，何知归终于想起来，当时看房时是他、李冲志和徐寅一块去的。刚租房时，何知归手边没有钱，租金是李冲志和徐寅让他人通过支付宝转给他，他再转给房东的。这与原案卷宗中卖淫窝点原房东的笔录一致，房东说当时来看房的一共有三名男子，另外两人的体貌特征正好与李冲志和徐寅相符。

北京市团河地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在研讨何知归案漏犯身份信息。（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李银立刻通过司法查询调取何知归的交易记录，发现2022年6月，其存在多笔大额转账：一笔2万元，来自一名女性的账户，为租房的定金和押金；另两笔分别来自徐寅账户的2万元和前述女性账户的4万元，为3个月的房租。通过查询工商登记信息、请求公安机关协查，3人的身份得以曝光，原来“大哥”李冲志并不是这家汽车租赁公司真正的老板，被何知归认为是“边缘人”的徐寅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他认为和案件无关的徐寅之妻黄悦月，便是给他转账的女性账户所有人，她也参与到了组织卖淫活动中。到此时，何知归案件背后的3名漏犯终于现出了真面目。

真相出现

涉案人员各定其罪

北京市团河地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在审阅何知归案卷材料。（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锁定3名漏犯的身份后，李银和石聪正通过梳理3人近3年来上千条交易记录，发现黄悦月的支付宝交易记录里有大量“异常消费”：2022年7月到8月，她购买了技师制服等上千件情趣用品，邮寄地址正是何知归案中被端掉的卖淫窝点。

“我们还找到了当时被民警抓捕的卖淫女的行政处罚记录，笔录里显示，该女子虽供述她只见过何知归一个人，认为他是老板，但当时负责招聘、培训她的是一名女性。”李银说。

通过固定客观证据，确定了具体的犯罪嫌疑人，各种线索都得以串联。鉴于3人作案的隐蔽程度，李银考虑到惯犯的可能性，于是继续向前追索，发现黄悦月在早前几个月就有大量情趣用品的消费记录，邮寄地点是北京市另外一处公寓。这些证据让一个隐藏在幕后的团伙逐渐清晰：徐寅是真正的“老板”，负责出资和统筹；黄悦月负责招募卖淫女，并利用她之前在色情行业的资源联系嫖客；李冲志是“中间人”，负责管理何知归和卖淫窝点；而何知归，只是一个“跑腿的”和“背锅的”。

2024年11月，团河地区检察院与原办案单位沟通协调，在前期线索调查核实工作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对已经较为成熟的线索依法移转，并做好接力，对相关检察院前往监狱继续补充侦查予以协助配合。2024年12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进行立案监督，公安机关立案后对3名漏犯予以抓捕。抓捕过程中，公安机关搜查出多部手机，其中有大量的聊天记录等证据证明徐寅、黄悦月、李冲志3人的组织卖淫事实。

2025年3月，公安机关将该案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9月，检察机关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对徐寅、黄悦月、李冲志提起公诉。

同时，由于原案出现了大量新的证据，何知归原审判决需同步予以纠正，何知归应以涉嫌协助组织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5年9月，检察机关同步启动抗诉程序，推动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

目前，何知归的抗诉案还在等待判决。徐寅、黄悦月、李冲志的案件，也在进一步审理中。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场始于高墙举报的追捕终将给所有人一个公正的答案。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10月下期）

本文杂志原标题：《始于高墙举报的追捕》

编辑丨黄莎 肖玲燕设计丨刘岩

记者丨唐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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