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墨镜碎了

历来神秘、曲高和寡的王家卫被偷袭，粗言不慎暴露，遮挡真实情绪流动的墨镜，猝不及防碎在了地上。从表面上看，王家卫私下言论令人惊诧，但如果真的要对整件事情进行道德评判，古二将私密聊天的擅自曝光，也是“小人”之行。

一段录音，将王家卫的墨镜砸在地上。

10月底，青年编剧“古二”在网上曝光了多段录音，内容是知名导演王家卫与电视剧《繁花》的编剧秦雯等人的私人谈话，涉及多位知名演员和剧组内部的细节。其中包括王家卫对部分演员人品、身材的点评，且不乏负面词眼。此外，录音还涉及了掠夺编剧署名权与劳动成果的相关嫌疑。爆料者古二指控称，自己为《繁花》编剧付出了大量创造劳动，创作贡献却被王家卫团队拒绝承认且无偿占用。

他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底线，且利用自己在某些事情上的弱势立场，擅用舆论私刑对个人进行审判，以期达到维权或报复的目的。舆论霸凌的恐慌，平等蔓延到了每一个人身上。

如古二所愿，录音公布后，的确在公共舆论中引发了一场道德审判。不过，即便擅用“私刑”似乎更值得警惕，但明星演员的八卦，以及关于创作行业内部的压榨、侵占等权力结构弊病，终究引发了更大面积的公共关注。

这不难理解。大众会自动关心带有八卦性质的信息，也会更关心与资源和权力分配相关的话题，因为这涉及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不过，到了今天，八卦的分发机制早已改变，权威者完全意料不到自己可能“栽”在什么人手上，而实施舆论审判的普通人，也不再能掌控曝光程度与公共话语的流向。

作为香港“意识流”影像的领军人物，王家卫最初被世界看见，就像他的墨镜一样，是戴着一层新奇滤镜的。

这既是美学上的，也是叙事上的。近乎炫技的光影运用，高饱和度色调、抽帧、诗意的台词和情绪至上的画面，以及不怎么连贯和明显的叙事逻辑。《花样年华》里欲语还休的情欲，《重庆森林》里在都市丛林生长的潮湿的浪漫，《一代宗师》里写给武侠情怀的温柔挽歌。独属于现代文明的精神放逐，灵与肉的迷醉，是王家卫宇宙里属于人物和故事的滤镜。

“墨镜王”开创了一个派系，这导致观众对他持以某种量身定制的宽容。他可以把故事讲得不那么明朗，可以随心所欲、放飞自我，他的电影不需要多么宏大和巍峨。他把那个年代最迷人的人物邀请到他的光影世界里，耐心地诠释那些孤独、虚空和情欲，他就胜利了。不仅对观众胜利，对那个电影的黄金年代也胜利了。

偏才的人被允许偏执。在这次风波之前，王家卫的神秘个性，在坊间传说中都是美言。哪个艺术家没点个性？王家卫的墨镜和他的滤镜一样，在公众心中一直是艺术的一部分。

他对导演主体性的绝对坚持，也在业界早已名扬。比如对演员一视同仁的高要求。拍《阿飞正传》时，王家卫让梁朝伟将一句台词说了27遍，梁朝伟回家后，被打击到大哭；刘嘉玲有一场擦地板的戏，擦了20多遍，王家卫还是不满意；拍《一代宗师》时，一场雨中打戏，他足足拍了30个通宵。

对创作要求的绝对精准，在大导演光环犹在的时候，这是艺术家的精益求精，是对演员的严格和对创作的敬意。

事实上，即便到了这次录音事件里，王家卫对镜头和表演的坚持也并未被打破。在谈到演员现场改台词时，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如果他在现场，是绝不允许演员更改台词的。

根据王家卫的性格，如果这个话题是在采访情境里被问到，他大概率也会表达相似的意思。

王家卫从不轻易摘下他的墨镜，也不稀得掩盖个性。一个大导演在工作上有点个人的癖好，对演员挑剔一些，无可厚非。一个在创作上性格犀利的人在人际关系上也中庸温和，反而不太“正常”。

2009年，被控性侵未成年的法国著名导演、曾多次获得奥斯卡的波兰斯基在瑞士被逮捕，当时，包括王家卫在内的100多名全球电影人公开声援波兰斯基。在戛纳电影节组委会牵头下，王家卫参与了一封联名信，称波兰斯基是“当代世界最伟大的导演之一”，“法国的、欧洲的、美国的、全世界的电影人均对这一事件表示关切”，而波兰斯基被捕则是他们“不可接受”的。

这件事折射出文艺创作领域一个永恒的悖论，即作品价值与创作者个人道德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必然的，但一旦出现，就会陷入尴尬。理想状态下，有才有德最好，但当艺术成就达到一定水平，一个人的道德失范极易引发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态度：一个是绝不能容忍的震撼，即那种跌下神坛的震动和“塌房”，还有一种，是对才华者的无限宽容。

而希望保护才华，牺牲道德，甚至不惜牺牲无辜者的观点，在戏剧、文学等领域一直受到不少人的支持。

在互联网信息还不如今天这般发达的当年，联名信事件不大可能在网上大面积传播，王家卫也许躲开了“塌房”一劫。可回看这起发生在十余年前的风波，便对王家卫“凡俗”的那一面不能感到惊奇了。

从电影里看，其实更是如此。电影里那些欲望、婚外情、孤独呓语，带着斑驳锈迹的欲语还休，它们只通往私人内心深处的匮乏。感受是流动的，但德性需要精神层面的稳定性。

因此，“王家卫塌房”虽然乍听稀奇，似乎光环碎了一地，但细细想来，其实也并不奇怪。王家卫的电影之所以精彩，因为它留下了许多与现代人生命经验息息相关的东西，对艺术来说，它们是可贵的。但它们从未向二十年后的世界，许诺一个“温良恭俭让”的王家卫。

事实上，王家卫的诞生与存在，本就有时代因素。九十年代中后期，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出现渐衰之势，曾经的商业奇迹不复持续。王家卫这样“非主流”的导演，也在当时的洪流中找到了市场的另一种可能。也可以说，他一开始就有了底气，不必迎合商业市场。

如今，他的“塌房”，也有时代因素。第五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新媒体载体的多样化，对传统信息分发模式进行了解构，也直接导致了对各领域权威者的解构。在一段录音、一张聊天截图面前，一个公众人物的所有外在形象都可能被瓦解，对应地，通过自上而下分发的作品来构建对一个人的认识，也越来越行不通了。

这些年内，发生在公众人物身上的“塌房”，不少都是被私人录音、聊天记录曝光出来的。这已然成为新媒体时代的特色。对公众人物私人生活的曝光和讨伐，不再是通过娱乐记者的蹲守、尾随和长枪大炮狙击，而是私密关系里的“背刺”和“别有用心”。

但这意味着大家对道德戒律更加严苛吗？未必。因为在另一些层面，人们对偏离道德的包容度相当之高。当然，这种包容也许是一种生活重压之下的情绪出口，也许是迈入后现代后精神失序的必然代偿。无论如何，道德标准越来越随意、动态和模糊，在互联网上已成事实。

人们一面不断警惕着道德大棒的训导，一面却能为自己找到无数理由归顺于它们，被潮流推着亦步亦趋。

倒推二十年，单身也可以是一种人设弱点，十年前，偶像抽烟也成了“塌房”，再到近些年，标准变得更加捉摸不定，不可言说。今天这个明星被全民讨厌，明天，那一个又忽然莫名其妙成为众矢之的。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做什么道德失范的事。只是恰好契合了某种正在流行的社会情绪和意识，就能让群众看他们不爽，就足够塌上那么一阵子。

就算没有“录音门”，王家卫也未必不会“塌房”。他也许应该感谢他早年的那些电影。那些迷人的、拥有道德瑕疵的女性角色，以及男性角色们颇为忧郁和被动的形象，包括2023年的《繁花》里各式各样的女性人物，都变相救了王家卫一命——让他至少没倒在前不久的“老登”那关。

作者 |永舟

编辑 |青霆

值班主编 | 张来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