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兰州电影院一检票员与观众吵架，不料暴露身份被处决

1950年，一个寻常的电影放映日，兰州某家电影院门前，一检票员与观众突然吵了起来。

他万万没想到，就因为这个举动，他被路过的旧人认出，身份随之暴露，不久后就被处决。

他到底是谁？为何会被处决？

一张熟脸

1950年的初夏，兰州城关区那家老电影院外，早早聚起了一群观众。

他们大多是下班的工人、市井居民，手里攥着皱巴巴的票根，排着队等候入场。

可这天偏偏出了点岔子，原定下午两点开始的电影，因上一场散场晚、卫生打扫不及时，观众被一律拦在门外。

人群躁动起来，有人低声咕哝，有人索性直接冲检票口喊了起来。

站在门口的，是那位在这条街上几乎无人搭话的中年检票员。

他脸上满布麻点，皮肤泛着火油般的光，表情冷峻僵硬，总是板着脸说话，让人难以接近。

“怎么还不让进？时间都到了！”一个脾气火爆的小伙子大声喊道。

人群立刻响应：“对啊，电影放不放了？太阳晒得人头都晕了！”

一时间，声音此起彼伏，麻脸检票员站在原地，眼神冷冷地扫了众人一圈，突然沉声说：“催什么催？打扫还没完，爱看不看！”

那句“爱看不看”的口气，立刻点燃了更多怒气，有人朝他指着鼻子开骂：“你什么态度？耽误的是我们，不是你！”

更多人七嘴八舌，场面一时失控，他竟一甩胳膊，朝前一踏步，怒吼出声：“再嚷一嚷试试？”

话到嘴边，他猛然顿住，迅速闭嘴，抬头四顾，眼神不自觉带了几分慌乱，可为时已晚。

不远处，街口一辆马车刚好缓缓驶过，车夫是一位年近五旬的汉子。

他的眼神忽然间变得锐利，死死盯着那张满是麻子的脸。

车夫名叫李跃臣，多年前曾是驻新疆某监所的一名司机。

那段岁月仿佛早已被岁月风沙掩埋，可就在刚才，那一声夹杂着口音的怒骂，将他的记忆一把撕开。

他再熟悉不过了，那是他过去多年跟随的顶头上司鲁炳林，也是杀害陈潭秋的凶手。

烈士信念

1896年，陈潭秋出生在湖北黄冈，他的父亲是个知书达理的乡塾老师，虽无钱财，却希望儿子能借读书出人头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整个中国青年发出怒吼，此时正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陈潭秋，毅然走上街头，带领同校学子参与游行示威。

也是在这一年夏天，陈潭秋作为武汉代表前往上海参观学生运动，在上海，他遇见了命中注定的同志董必武。

两个人站在黄浦江畔，谈起十月革命和中国未来，如夜雨对谈，越聊越深，越说越广。

陈潭秋回到武汉后，潜心筹办学校与报纸，在教育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觉醒青年。

那些年，他白天讲课、晚上印刷、深夜写作，几乎没有一晚完整的睡眠。

1921年，他作为武汉代表之一，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那一夜的嘉兴湖面波光粼粼，却掩不住他胸腔翻腾的热血。

他在会上落下誓言：愿以毕生之力，助中国摆脱压迫，为劳苦大众谋一个明天。

此后，陈潭秋足迹遍布江西、江苏等地，在地下党工作中几度险象环生。

1935年，他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在那里，他继续研学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将思想“本地化”。、

四年后，他以“徐杰”为化名回国，此时全国正处于抗战阶段。

我党中央决定派出一支代表团前往新疆，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陈潭秋成了带队的核心人物。

彼时的新疆，盛世才表面上“拥共”，暗地里却早已倾向蒋介石，他欢迎陈潭秋的到来，却在背后布下重重陷阱。

在新疆的日子里，陈潭秋组织农民教育，创办工人夜校，建立秘密党组织。

他劝导回族兄弟识字、劝解维族青少年入学，他甚至亲自走村串寨，在黄沙中一口口讲解什么是“共产”，什么是“翻身”。

1942年，盛世才彻底倒向国民党，转身便对共产党展开全面清洗。

陈潭秋多次得到撤离通知，但他却迟迟不肯离去，他说：“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没走，我就不能走。”

9月17日清晨，他被捕，随后，是一连数周的酷刑审讯，他脸上被打裂的伤口，数日不结痂，他的手指几乎都被撬断了，仍不肯签字。

1943年9月27日深夜，盛世才以“政治清理”的名义，密令将他处决，执行人就是当时盛世才手下的“忠犬”鲁炳林。

没有刑场，没有判决书，他被活活打昏，再用绳索勒死，最后被悄悄埋进乌鲁木齐郊外的一处荒地。

他死后七年，党中央才辗转得知他的死讯，而在他牺牲两年后召开的党的七大会议上，仍将他评为中央委员。

而他的死，也成了鲁炳林身上无法抹去的污点。

潜逃与伪装

盛世才的部队在一年后全面溃散，蒋介石的势力逼近新疆，随着政局剧变，鲁炳林的身份忽然成了烫手的石头。

昔日的同僚纷纷逃命，他若不尽快隐去踪迹，迟早会被清算，于是他开始准备逃亡。

他脱下军装，换上旧棉袄，临走前，他烧掉了所有文件和照片，只留下一张他年轻时穿军服的照片，

天亮前，他踏上逃亡的路，一路上，他辗转于酒泉、张掖，再到宁夏，途中他常假装成落魄教员或倒腾货物的小贩。

他的东北口音太重，每次被人问起，他便笑着说：“老家穷，来这边讨生活。”

他一边逃，一边不断换名，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像地鼠一样在角落里找一份最不显眼的活计：修表、搬货、甚至掏粪。

日子一天天混过去，直到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他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后来，鲁炳林拖家带口辗转至兰州，那时的兰州正在建设中，人口杂乱，外来工人多，最适合隐藏身份。

为了彻底改变样貌，某天夜里，他将一小锅黄豆在油里煮得滚烫，然后捧着热气腾腾的黄豆，对着铜镜，一粒粒压在自己脸上。

那股焦糊的臭味弥漫开来，他痛得几乎昏厥，却死死咬着毛巾，一声不吭。

第二天，他的脸已经红肿起泡，几日后结痂，最终留下了一张布满麻坑的面孔。

他在兰州找到一份电影院检票员的工作，每天穿着褪色的制服，腰间别着票夹，面无表情地撕票、验票，偶尔抬头看人群。

他故意学着别人那种懒散的口气说话，慢慢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沙哑，掩盖掉东北腔。

可就在1950年夏天的那个午后，他与人争吵的声音，那一口没改干净的东北腔，撕碎了他苦心经营多年的伪装。

凶手伏法

1950年夏，城关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里，灯光通明，几位身穿制服的调查人员围坐在一张木质圆桌旁，神情凝重。

桌上放着几张照片和一份笔记薄，最上面一页赫然写着几个字：“疑似反革命分子，鲁炳林。”

就在三天前，兰州第一监狱释放的反革命改造犯李跃臣走进了公安局。

他说出了震惊全局的一句话：“电影院那个麻脸检票员，他很像当年新疆的监狱所长鲁炳林，是陈潭秋同志的杀害执行人之一。”

公安局领导几乎立刻拍板：查！一查到底！

调查组很快成立，首先，他们以普通群众身份走访电影院和周边住户，几日内，他们掌握了“关贤之”的生活细节。

他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的老家，每次别人多问，他就敷衍带过；他的口音虽然刻意掩饰，但偶尔还是夹杂着明显的东北腔调。

最蹊跷的是，邻居们一致反映，他刚搬来时，脸是干净清秀的，几个月后却突然成了麻子脸。

至于原因，他说是“煤气中毒后感染了”，但没人见他去医院，更没人见他请过假。

在走访过程中，有人提到他家中从不让外人进门，连水电维修都推脱，宁可自己摸索着修。

调查组判断，这个人绝不简单，于是申请搜查令，同时派人盯梢。

1950年9月的一天清晨，数名公安悄然来到鲁炳林租住的小屋。

他的妻子开门时明显慌了手脚，嘴里喊着：“干嘛呀！警察不能随便进人家家！”

她挥舞着胳膊试图拦住警察，甚至在地上打起滚来：“你们这是冤枉人！我们是良民！”

可公安人员并未动怒，只是冷静地说：“我们不是抓你，我们是来找你丈夫的。”

话音一落，几人已经有条不紊地开始翻查屋内，半小时后，他们在床下的一只旧皮箱里，找到一张发黄的照片。

照片上的男人穿着国民党军装，面庞清秀，目光桀骜，这个人与过去的鲁炳林完全一致，铁证如山！

与此同时，另一组调查人员也在电影院门前将他当场拦下，出示搜查所得的照片与资料，将他逮捕。

审讯室里，鲁炳林一开始沉默寡言，闭口不言，但随着证据一一摆出，他开始动摇，终于开口讲述了尘封十多年的秘密。

1956年2月28日，兰州市红山根体育场人头攒动，万人公审大会在烈日下举行，一辆卡车缓缓驶入场地。

审判员宣读判决书：“鲁炳林，因参与谋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潭秋，罪证确凿，态度恶劣，影响极其恶劣，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随后，押解队伍开往刑场，数十秒后，随着一声枪响，这个背负血债多年的刽子手，终于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