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土匪头子被逮捕，毛主席将她无罪释放，她在7年后当选政协委员

1953年6月15日清晨，贵阳南明河畔聚满了看热闹的群众，押解队伍里一个身材纤瘦的女子被铁链锁住双腕，她叫陈莲珍，外号“陈大嫂”，在贵州山地土匪榜上排名第一。多数人认定她难逃枪决，连她自己也做好了“走完最后一段路”的心理准备。

要说陈莲珍何以落到这步田地，还得倒回到1949年。那年初冬，贵州长顺、惠水交界处十几股散匪合拼，各推头领。罗绍铨、罗绍凡兄弟看上陈莲珍的枪法与号召力，逼她做“大队长”。陈莲珍心里明白：不答应，家人先遭殃；答应，就成乱世刽子手。她选择了后一条，看似风光，实则深陷泥潭。

她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杀人不眨眼。攻城时她反复叮嘱手下：“不准抢老百姓一钵米！”但战火无眼，子弹不长情，该受苦的终究是平民。一连几场败仗后，大队溃散，她怀着身孕东躲西藏。雨夜穿山越岭，胎动不止，她依旧咬牙。有人说这是“匪首的倔强”，有人说这是“一个母亲的求生本能”，两种评语都不算错。

1952年底，追捕组锁定龙里县大兴乡。陈莲珍在外姓亲戚家借住，本想等孩子断奶再奔云南。那天黄昏，院里狗吠，解放军暗哨一句“快按住狗！”暴露声源，她拔腿就跑。巷子窄，枪口冷，她被按在泥地里，脸上还沾着蒸汽腾腾的猪食糟渣。押往贵阳途中，她问押解员：“能给孩子带封信吗？”没人作声。山风猎猎，回答她的只有镣铐声响。

案件如何处理，贵州省军区开了三次会，赞成枪决、主张宽大两派吵得面红耳赤。僵持之际，参谋长李达带着材料进京。毛主席放下电报，抽烟半刻，说了一句：“七擒七纵的资格，我党也有。”短短十二个字，保住了一条性命。李达赶夜车回黔，处理意见一锤定音：可教而释。

于是有了南明河畔那一幕。宣判结果不是枪决，而是特赦。人群哗然，议论声像浪从城头滚下来。陈莲珍怔住好几秒，才听懂自己活了。她低头，泪落尘土，却没哭出声。场外有人喝彩，也有人骂“便宜了她”。广场散去，只剩几片破纸屑随风飘。

政府允许她回乡。她挑了长顺布依寨一处旧宅，自备木料修缮，又在田埂插上红旗。她很清楚：若只是苟活，不配这份宽恕。第二年春，她主动要求参与清匪反霸工作。山风大，进寨巡讲危险，她仍骑马腰别短枪走村串寨。遇到昔日部下，她先拍枪口上的灰，再说“想活吗？共产党答应给地给牛”。一句话，比千字布告管用。

1954年夏，她化解的土匪自首人数在贵州排到前列。顽固分子三次伏击她，她都躲过。有人调侃：这女人命硬。“命硬？”她冷笑过后只说一句：“毛主席给的命，不许再糟蹋。”口气听着狂，其实是对那张特赦令的珍惜。

1960年，惠水县政协换届，组织部门把她的名字写进候选人名单。有人担忧群众不接受，实地走访后发现：大部分农户感激她劝降，帮他们免受匪患。选举那天，她得票数竟列前茅。七年前，她是被全城围观的“恶人”；七年后，她坐进会议室商量水渠走向、坡地改良。世事翻腾之快，令旁观者咋舌。

1976年9月，噩耗传来。毛主席逝世，陈莲珍在家里摆了简易灵堂，黑纱、香火、遗像三样俱在。几位乡亲见她连日不眠相劝，她摇摇头：“借点时间给我，我欠他一句谢谢没来得及说。”说罢昏厥。一个曾威震山岭的女匪首，此刻如同失去父亲的普通农妇。

有人回想她年轻时双枪策马的样子，也有人记住她穿旧蓝布衣弯腰扶犁的身影。传奇与尘埃，就这样被同一人写在同一张纸上。严格说来，陈莲珍的功过依然复杂，可有件事清清楚楚：从特赦那天起，她用余生兑现了“活下去就得补偿社会”的承诺。或许，这正是那份宽容真正想看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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