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广东省委原书记，1978年被免职审查，晚年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

【1944年隆冬的鲁南火塘旁】“老刘，这仗要是真打完，你图个啥？”警卫员把土枪靠在墙角，小声嘀咕。刘兴元揉了揉冻得通红的手，只回了四个字：“打完再说。”短短一句，既有寒意，也有决心。几十年后回头看，这句含糊不清的回答，却像一条暗线，贯穿了他起伏跌宕的一生。

1908年，湖南平江的小山村并不起眼，刘家却砌起了几间私塾用的瓦房，算是当地少见的“文化户”。多了几本章回小说，多了几个识字的人，孩子的眼界就跟着开阔。可好景不长，1925年前后，父亲积劳成疾撒手人寰，家中产业散了架，17岁的刘兴元被迫停学，挑着半旧的行李去了武汉谋生。

染坊、杂货铺、纺织厂，活换了一个又一个，日子如浮萍。1928年冯玉祥在开封招学兵，刘兴元认准“能管饱”便报了名。凭着几页润笔不俗的行楷，他被分去当文书。冯部后来并入蒋系，番号改了两次，上峰换了一茬又一茬，唯独刘兴元的疑惑越积越多——“枪口到底应该对着谁？”

1931年深秋，冀东一役，47师溃散。红军宣传队的标语刷在墙上，口号喊得震天响，“打土豪，分田地”击中了刘兴元内心最软的一块。他带着几名同乡转入红三军团，被安排到总卫生部做文字工作。因为写得一手有温度的稿子，经常半夜还拿着煤油灯补登记。有人私下嘀咕：“在后方写写画画算什么本事？”刘兴元没搭腔，只按部就班地搬药、抬担架、写伤亡简报。长征途中，他边走边写，把几大捆资料紧紧护在怀里，说白了就是一句——“伤员不能漏，史料也不能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兴元调任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政治部主任。梁兴初握兵，刘兴元管人，一个猛，一个稳，配合默契。有意思的是，他晚饭后总爱拎着饭盒到民工堆里拉家常，“谁家地里缺牲口？谁家孩子想认字？”三两句暖心的话，让不少百姓自发背粮背弹。陈道口战斗前夕，刘兴元把缴获的破木板涂黑，当成临时黑板，画出攻击示意图，转一天，讲一天，士气被硬生生推到顶点。那一仗，东进支队缴获步枪百余支、轻重机枪十多挺，更收编了两百多名散兵。战后总结会，他一句“宣传不是号角，而是桥梁”，让不少青年军官点头称服。

1945年到1949年，刘兴元的职务走得更快：山东军区师政委、三野绥靖区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副参谋长，几乎每一次调动，都伴随着南线的急行军。正是在山东期间，发生了那桩“稿费风波”。通信员喜欢给报刊写短稿顺手领稿费，部里有人觉得不妥。刘兴元拍桌：“战士流血不要子弹费，写字哪来的稿费？”话糙理直，稿费当场作废，一张收条改买了伤兵纱布——这种拎得清轻重的干脆劲，被不少老兵念叨了很多年。

全国解放后，刘兴元南下广州，1953年进入省委领导班子，1960年代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一些人觉得这位出身政工系统的老军人“太实在”，不擅花哨，却也认可他整顿基层、推进粮油统购的坚决。特殊年代风云诡谲，他谨慎自保，惹了疑点却没被深挖。1978年，中央复查“边整边改”期间，广东落实干部政策，刘兴元因“内部问题”被宣布免职审查。具体争议外界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态度平和：“组织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此后数年，他被降为正军级，待遇却是大军区副职，既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留白。

离职闲居的刘兴元住在北京复兴路一套旧楼，清晨练字，下午翻医药笔记。有朋友登门求字，他多半写“敬业乐群”四字——两横一挺，不张扬，却有劲道。遇上年轻人谈起抗大，他往往淡淡一句：“那是集体的功劳，不是哪个人的恩赐。”一句话，水落石出。

1990年8月初，82岁的刘兴元因肺气肿并发症住进总医院，弥留之际仍嘱咐家人把未整理完的部队卫生史稿交给党史办。他身后留下的，不是名噪一时的头衔，而是厚厚两麻袋原始记录；不是长篇回忆录，而是数万字未署名的医学笔记。学过的字、干过的活、背过的担架，都化成风，也化成骨子里的清白。

粗看刘兴元这一生，好像总在“副职”与“代职”之间兜兜转转，可若真要评功过，战时的几场疾风骤雨，就足够撑起他的分量；和平年代的一再克己，也足够让后辈把他放进那张并不拥挤的“干净干部”名单里。倘若再回想冬日火塘边那声“打完再说”，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人若把所有精力都押在眼下的任务上，便不必过早计算个人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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