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李向安：在于价值观不同！

文｜孙玉良

在人类历史的漫长画卷中，社会形态千差万别，我们常常用“文明”与“野蛮”来界定其发展的高度。衡量二者的标尺是什么？笔者最近与知名律师李向安讨论这个话题，李向安给出的答案是：文明的标志并非宏伟的建筑、先进的技术、富裕的程度等等，而取决于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个主流价值观如同生命基因一般，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思想行为模式、组织结构与未来走向。

第一个主流价值观，体现在社会对“人”的态度上，是把人当人，还是把人当工具？李向安认为：文明社会的基石是以人为本，对个体生命权利与自由尊严非常重视。有一首诗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指的就是追求人的自由尊严的崇高理想。没有自由尊严，就没有生命价值，人是追求自由尊严的，做奴隶的社会、奴役人的社会肯定就是野蛮社会。如果个体没有生命自由尊严，而沦为权力的工具，那就谈不上文明。文明社会的价值观，一定是对个体生命充满敬畏的，一定是允许个体生命追求生命自由的，一定是对人格平等充满尊重的。一言以蔽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个体的价值不容侵犯，人应该生而平等，而不应出现奴役和压迫。

拿奴隶社会打例子，奴隶社会就是野蛮社会，因为奴隶主是把奴隶视为工具的，奴隶之所以活着，其意义就是满足奴隶主的欲望。在这种价值观下，奴隶的生命可以为了奴隶主的某种欲望而被轻易牺牲，尊严可以在奴隶主的欲望面前被无情践踏，奴隶个人的思想与选择权被完全剥夺。历史上的诸多暴政与灾难，其根源在于执政者不把百姓当人，最终其暴虐统治被起义者推翻。但不幸的是，历史的周期律一再重现，奴隶翻身做了主人，却华丽转身成为新的奴隶主，把被他统治下的人民继续当成奴隶。

第二个主流价值观，体现在社会崇尚法治还是人治上。文明社会相信规则与理性的力量，把权力置于法律的约束框架下，它致力于建立一套超越个人好恶的、公正的法律体系与道德准则，并通过对话、协商与程序正义来解决纷争，意即用“法治”取代“人治”， “人治”社会无疑是野蛮社会，因为人治社会崇尚丛林法则，胜者王侯败者贼，强权即公理，或曰真理在大炮的射程内。如果人类社会遵循丛林法则，那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呢？将社会的运行纳入可预期的、和平的、人格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轨道，便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

直到现在，仍有人信奉 “力量即正义” ，不管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依赖于最直接的暴力、恐吓与强权来解决问题。谁拥有更强大的武力，谁就拥有最终的话语权。最典型的就是中东冲突，以色列被称为“中东小霸王”，在内塔尼亚胡眼里，没有永恒的规则，只有永恒的利益与力量对比。在世界的一些地方，社会关系呈现出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状态，恐惧成为维持秩序的主要手段，信任与合作难以生根，这样的社会无疑就是野蛮社会。

第三个主流价值观，体现在对世界的认知是开放还是封闭上。一个文明的社会，其价值观必然是开放与自省的。它承认自身的局限性，乐于与外部世界交流，敢于接纳不同的思想与文化。它相信知识永无止境，真理需要通过不断地探索、质疑与证伪来接近。从文艺复兴对人性的重新发现，到启蒙运动对理性的高扬，到现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文明正是在这种自我批判与向外学习中得以演进和升华。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野蛮社会往往是封闭与排外的。它固守一套僵化的教条，拒绝任何外来的影响与内部的质疑。它将异见视为威胁，将不同声音视为背叛，用思想禁锢来维持表面的稳定。这种价值观最终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停滞、僵化与衰落，近代中国的晚清政府时期，无疑是野蛮社会，所以它的灭亡是必然的。那个时候的仁人志士睁眼看世界，才发现中国已经落后先进文明五百年。

李向安先生是一个致力于推动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律师。在他看来，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并不完全在于科技水平或物质丰裕程度，即便是一个掌握核技术的社会，若其价值观是野蛮的，依然会最终走向自我毁灭。文明必将取代野蛮，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的客观趋势。而一个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靠等是等不来的，它是一场持续的、需要一代代人醒悟的价值观实践。在此我们郑重呼吁：我们每一位公民，请抛却我们内心中那份原始动物的冲动，追求那一道值得尊重的、理性的、开放的文明之光，为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社会增砖添瓦，或许这才是我与李律师讨论这个话题的价值所在。

（李向安律师：以无罪辩护、民事诉讼、替人翻案著称于法律界，已成功办理多起重大案件，具有良好综合素质能力。其“弘扬人性法治之精神，恪守做人做事之道德”之为人宗旨，赢得社会广泛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