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南北倒挂”，德国法国赤字爆表，希腊西班牙都做对了什么？

十多年前，“PIGS”一词几乎成了欧洲财经舆论的固定标签——西方媒体用这个带有贬义的缩写（指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将这些南欧国家描绘成财政放纵、治理混乱、拖累欧元区稳定的“问题制造者”。这一称呼在当时泛滥成灾，既反映了市场歧视，也强化了南欧在政治与金融上的边缘地位。

但到了2025年，局势发生了彻底反转：昔日高高在上的德国、法国和英国，如今正深陷预算赤字与增长乏力的泥淖，而曾被羞辱的南欧国家则完成了财政整顿，意外成为新一轮欧盟稳定的“定海神针”。

高盛高级经济学家菲利波·塔代一语道破这种角色互换的根源：“南欧国家在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完成了财政作业”，并指出其财政前景要比法国、甚至荷兰和德国更加谨慎。换句话说，南欧的“逆袭”并非偶然，而是数年痛苦财政紧缩与结构改革的沉淀结果。

西班牙2024年实现3.5%的实际增长，是发达国家中增速最快的之一；希腊则实现2.3%的增长，超过了法国和英国的两倍。而德国，则连续第二年陷入衰退。这种反差背后，是政策取向与增长模式的全面分化。

财政紧缩的后遗症与转型红利

南欧的财政转型源自一连串残酷的紧缩计划。

以希腊为例，其GDP至今仍比危机前低约五分之一，失业率在该地区依然居高不下。但这些国家被迫推进了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延迟退休年龄、简政放权、产业私有化和劳动法重构。这些“换血式”举措，为今天的财政健康埋下了伏笔。

S&P全球评级的欧洲分析师弗兰克·吉尔指出：“目前欧洲表现较好的，往往是那些经历过援助计划的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欧盟主导的改革之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较15年前更具韧性。

更重要的是，南欧并未止步于“保守治理”。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和意大利的米兰等城市，正在迅速崛起为科技、金融和初创企业中心，劳动市场的含金量显著提升。高技能岗位取代了过去低附加值就业，推动整体生产率稳步上扬。

西班牙和希腊等国的财政纪律也更加成熟。例如，意大利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虽然在2022年以右翼民粹口号当选，但其上任后却采取保守财政路线。最新预测显示，2026年意大利财政赤字将压缩至GDP的3%以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赫尔格·伯杰甚至在记者会上称之为“令人印象深刻的财政表现”。

北方核心国的困境浮现

与此同时，欧洲的传统“三强”——德国、法国与英国，则正陷入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

法国成为这一轮财政震荡的“震中”。该国2025年预计财政赤字将高达GDP的5.4%，远高于疫情前的2.4%。德国虽以财政保守著称，但正斥资1万亿欧元（约合1.15万亿美元）用于基建与国防，赤字大概率将突破欧盟设定的3%警戒线。而英国也在财政扩张与增长乏力之间左右为难，最新预算案计划以加税为主来补洞而非削支，显现出财政空间日益逼仄的现状。

疫情与能源危机期间，大量财政支出进一步压缩了各国的应急能力。南欧多已将赤字水平恢复至疫前，而德国、法国、英国等北方国家，却陷入“高支出+低增长”的恶性循环。

此外，这些国家还面临人口老龄化、绿色转型、防务承诺与债务利息增长等长期支出压力。在福利体系改革寸步难行的政治现实中，财政可持续性正遭遇“系统性风险”。

政治撕裂与改革死结

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正在反噬北欧国家的政治稳定。

法国过去一年内已有三届政府倒台，原因均与支出削减计划有关。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纽虽然在10月初辞职，但几日后又被重新任命。他宣布暂缓推进马克龙主导的养老金改革——一项旨在延迟退休年龄的关键法案。

英国也面临类似难题。首相基尔·斯塔默原拟削减部分残障福利，但在党内反弹下被迫搁置。当前政府所提出的预算平衡路径，被多数经济学家质疑“缺乏现实性”。

欧亚集团欧洲区总监穆吉塔巴·拉赫曼直言，财政政策与政治稳定之间已形成“互为因果的下行螺旋”。在法国、英国，甚至可能蔓延至德国，财政困境与政治碎片化相互强化，使得任何有力度的改革都难以为继。

评级机构S&P已于10月罕见地下调法国主权评级，正是因为看不到政策方向达成共识的希望。

中央银行的“道德风险”

外界也开始反思，欧洲央行在过去十余年中频繁启动的大规模债券购买计划是否“养肥了风险”。所谓的“量化宽松”，虽在危机时缓解了融资紧张，却也降低了各国维持财政纪律的压力。

阿蒙迪集团全球宏观主管普拉丹指出，目前尚无国家“跌落悬崖”，部分原因是欧洲央行仍在场内。但若缺乏前瞻性治理，一旦经济增长长期低迷，“临界点”迟早会到来。

而一旦该点位到达，后果恐非2008年可比。届时不仅是财政崩盘，更可能引发市场对整个欧元机制的信心危机。

结语再看，2025年的欧洲正处于一个“双向撕裂”的财政转折点：南欧以曾经的伤痕为代价，建立起更具韧性的治理模式；而北欧传统强国则因路径依赖与增长疲软，深陷赤字泥潭。

未来的欧洲经济图景，恐怕远比十年前更加复杂——也更加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