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恢复工作被安排四个“第二”

“1977年12月的风真硬啊，汪书记，这里欢迎您！”值班参谋在乌鲁木齐机场尽力提高嗓门。听到“第二书记”四个字时，汪锋只是点头，神色平静。没人比他更清楚，“第二”背后代表的既是重托，也是考验。

与此前的军地“一元化”模式不同，新疆此刻需要一名懂地方、懂军队、同时还能尽快稳定人心的老干部。中央看中的，正是汪锋那份“用得上又压得住”的经历：1926年从延安出发投身革命，在大西北摸爬滚打；解放战争临危受命守陕南；新中国成立后先在统战部、后在宁夏、甘肃主政，曾兼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履历摆在那儿，资历不算低，却在1969年转入陇南山区“待命”两年，接着去了农场劳动。到1973年允许返城治病时，他的名字几乎从干部花名册上消失。

有意思的是，恢复自由后，他并没有马上回原系统，而是被放进省党校“长期旁听”。一届又一届的学员毕业，他仍坐在角落里听课，成了校园里众所周知的“特殊学员”。那段时间，外界风声不定，他自己也不明白组织想把他安放到哪里。直到1975年春，学员身份才算正式结束。

拨乱反正的信号在1977年夏天全面释放。中央军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通知：汪锋去新疆，职务是自治区第二书记、自治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新疆军区第二政委兼党委第二书记。四个头衔，清一色的“第二”。外人不解，内部却心知肚明——这是过渡安排，也是现场锻炼；稳住新疆局面，让即将离任的杨勇副总长放心离开，再视情况升级。

实事求是地说，新疆并不好接。那时的自治区既要清查“左”的遗留问题，也要处理民族团结敏感事务，干部队伍人心浮动。汪锋落地后的头三件事，很接地气：一是拉出“落实政策时间表”，谁该平反、谁需复查，一目了然；二是挨个看望老同志和少数民族代表，先让人心静下来；三是在军区党委会上直言，“军队是钢，地方是绳，钢要绑住绳，绳也要牵着钢”，算是向老部队同僚表态。

“汪政委，你坐第二把交椅，真能放手抓？”有人在小范围碰杯时试探。汪锋笑得淡，“第二也得有人干，干好了就不分第几。”这句回应迅速传开，带来微妙的心理安定。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大联合办学”情有独钟。那年春天，兵团农场缺中学教师，他批示让自治区高校直接选派毕业生下连队，再安排军区后勤提供生活补贴。措施不复杂，却把隐性矛盾消解了一大半：地方青年有了岗位，兵团子弟有了老师，军地双赢。

1978年底，中央决定调整新疆党委班子。任命电报上出现一句话：“汪锋同志由第二书记升任第一书记。”同时，“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新疆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三个头衔一并到位，四个“第二”一次性改成了四个“第一”。对外公布当晚，老战士李洁之在日记里写：“组织把一副千斤重担交给他，他早已挺直腰杆准备好了。”

随后的三年，汪锋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经济和民族地区基层政权建设上。1980年塔城大雪封山，运输线被迫中断，他拍板动用军区直升机空投粮食；同年，自治区决定扩大毡帽厂，他坚持优先解决牧区青壮年就业。事情并非一帆风顺，财政拮据和沿边口岸纠纷常让人焦头烂额，但总体看，新疆的政治气压在上升。

不可回避的是，他在甘肃时期曾因“左倾”而受批，但他从不回避那段经历。在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汪锋两次自我检讨，“政策出了问题就该修正，干部出了问题就该保护，组织出了问题就该完善。”这种坦率令不少观望者放下顾虑，干部群体重新活络起来。

1981年，年过花甲的汪锋主动向中央请辞一线职务，留下的是一摞摞落实政策统计表和整饬军政关系的会议纪要。接任者回看这些材料，直言“条理到令人发愁——想挑刺都难”。这句玩笑其实是对老书记工作方法的高度肯定。

试想如果没有那段“四个第二”的过渡，汪锋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平衡军地关系、迅速打开局面。“第二”并不意味着可有可无，而是一种缓冲、一段铺垫。更难得的是，他没有在身份转换中迷失角色，而是利用“第二”的特殊位置稳住节奏，最终做到“第一”也能驾轻就熟，这一点，对后来数次地方—军队的联合调整都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样本。

汪锋晚年很少谈自己在新疆的岁月。偶尔有人追问，他只淡淡一句：“组织有需要，去就是了。”言简意赅，却刻画出那个特殊年代老一辈革命家的共性：不争位子，只争朝夕。四个“第二”的文职牌子，曾是低谷后的试金石；四个“第一”的闪亮头衔，则是顺理成章的认可。经历风雨后，他留下的并非惊天动地的豪言，而是稳稳落地的制度痕迹——这恰恰是历史最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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