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司令率部剿匪，途中得知参谋打过一个电话，马上让司机掉头

1950年初夏，湖北恩施山区，解放军司令率部剿匪，正乘坐一辆吉普车准备前往来凤县。

途中，司令突然想到什么，问了参谋一句话，得知参谋打过一个电话，马上让司机掉头。

为何这位司令会在关键时刻选择“半路返回”？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危机与反击？

誓除匪患

1950年春，刚刚经历解放战争硝烟洗礼的华中大地，还未从战火中完全复苏，一场新的风暴却悄然酝酿。

地处鄂西的恩施地区，看似偏僻闭塞，实则山峦叠嶂、沟壑纵横。

来凤、鹤峰、宣恩一带，大小土匪横行，枪声时有响起，抢掠、绑架、暗杀事件层出不穷。

这并非偶然，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便有大量溃兵逃入恩施山区，形成武装势力。

他们勾结当地旧豪绅、宗族势力，招募地痞流氓，扶持地方恶霸，自成体系，有枪有粮，颇具规模。

部分土匪与外逃特务串联勾结，私设电台，窃听我军动向，明里潜伏，暗中反扑，隐匿于群众之间。

新政权刚刚建立，基层组织还在摸索运行模式，刚送去的干部，不是被劫持，就是被刺杀。

中央得知此事后震怒，批示：“鄂西匪患不除，华中安定无望。”

于是，一道密令火速送往武汉军区，点名王定烈出任“鄂西剿匪指挥部司令员”。

王定烈接到任命时，正在处理华东战场的善后事务。

消息一到，他立即推开眼前报告，转身命令参谋组：“调人、调图、调资料，三天内出发。”

彼时的王定烈，虽年仅三十多岁，却早已是一员经历过长征、抗战、解放全程的老将。

从红军时期开始，他就被视为“临战不乱、排兵见长”的能员，在山地、丛林、游击战上，尤有奇谋。

临阵一问

1950年6月的清晨，一支由三辆吉普车和数台物资卡车组成的小车队，从恩施军分区大院悄然驶出，直奔来凤方向。

车队越过第一道山脊，参谋小田拿着地图凑上前来，低声报告：“司令同志，我们已过仙佛寺检查点，按照计划，最快两个小时可抵达来凤南关区。”

王定烈点点头，望着远处山谷中一条蜿蜒如带的土路，不知怎的，心头突然浮起一种难以言说的警觉。

他不是迷信直觉的人，可多年的战场经验告诉他，一旦感觉“不对”，那就必须立刻停下来，甚至掉头。

“昨天晚上，谁负责对前方通报车队行程的？”他突然开口。

话音刚落，车内气氛一紧。

坐在后排的副参谋长林炳生一怔，犹豫着答道：“是我……我让作战值班员打了一个电话，通知来凤军分站做好接应准备。”

“用的什么电话？”王定烈眉头皱起。

“就军区办公室的明线电话……”林炳生声音越来越低，明显意识到了问题。

王定烈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目光如寒星一般望着前方，道：“马上停车！让所有车调头，立刻原路返回。”

副参谋一惊，脱口而出：“司令，前面就是来凤接应点，掉头是不是……”

“我再说一遍，立刻掉头！”王定烈声音铿锵，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吉普车在砂石路上猛然调转方向，后方几辆车紧随其后，一路疾驰而回。

而车内一片死寂，王定烈盯着地图良久，才缓缓开口：“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明线电话，一路都被敌人监听着。”

是的，新政权初建，通讯体系尚不完善，军区与各地分站之间，往往还在使用国民党时期遗留的通信线路。

而这些线路的交换节点，很多还掌握在地方电信人员手中。

更关键的是，敌人特务对这些漏洞了如指掌，早已在多个枢纽埋下监听装置。

“你们以为打个电话，是提醒我方接应？”王定烈冷冷一笑，“不，是提醒对方备好埋伏。”

“来凤的那些土匪，里头有当过军官的，有做过特务的，甚至有用过电台搞过情报工作的，只要知道我亲自带队，必定倾巢而出设下口袋阵，把我困在半山腰里。”

此刻众人才意识到，王定烈之所以“临阵掉头”，并非多疑，也不是退缩，而是一场危机提前规避。

他若继续前行，不仅自己安危难保，整支指挥部也有可能陷入包围、信息失联，直接被敌人歼灭。

而一旦司令部被毁，整个鄂西剿匪战线就会陷入指挥真空，数月苦心部署毁于一旦。

几小时后，车队抵达恩施市区，王定烈当即下令：“彻查通信线路，全面封锁来凤消息流通，重新规划路线，改由侧翼佯动，主力绕行南山口，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设局擒王

回到指挥所，王定烈摊开多张地形图，指尖在来凤一带密集的山脊线上划过。

“他们既然能监听电话，那么我们就把这根线当成诱饵，给他们的情报，要真假难辨，既要能骗过他们的惯性判断，又要能把他们引到我们预先布好的缺口里。”

这个计划听起来带着冒险的味道，但谁都知道，直面山匪的蛮力远不如智取来的稳妥。

于是，王定烈召集来凤县各指挥官，宣布了他的“假情报与反伏”方案：先由少量部队在三个方向制造动静，按既定路线通过明目张胆的道路进逼，故意露出“主攻方向”。

与此同时，真正的主力换装、悄然调至敌人忽视的第四条山谷，潜伏等待。

待对方基于监听得来“我军三面围堵、留一口缺口”的假情报而集中兵力从那道“缺口”突破时，我方一拥而上，形成闭合包围。

为了使计划可信，王定烈指示参谋在所有可能被对方监听的线路上，有意泄露“兵力不足、三面包围、放弃一面陡峭不设防”的指令。

他还让来凤本地几名可信的联络员“偶尔”在村头谈论：“司令亲率大部队只得做三面包抄，那个险峻山口人跡罕至，咱们就从那里走。”

这些话传进了匪党的耳机与密室，与此同时，解放军的佯攻部队依旧按常规动作展开：操练、鸣枪、公开补给。

甚至在过道桥边露出一排排整齐的士兵阵脚，朝向看似会成为主攻的三个方向推进。

夜色里，真正的主力则如幽灵般沿着荆棘小径悄然就位。

果然，当假情报传进匪首耳中后，他们立即下令在三个方向埋伏。

匪首们满怀自信，甚至在出发前分发了额外的弹药，暗自庆贺“今夜可大获全胜”。

就在匪队进入那条狭窄山谷的一刹那，随着一声低沉的口哨，埋伏点同时向下冲出，前方的堵截部队在谷口实施突击，后方佯攻部队立刻扭转阵脚，朝匪队侧翼逼近。

掉入陷阱的匪首们尝试组织反扑，却发现退路已被堵死，原先信以为真的“步道”成了牢笼的门扇。

战斗过后，统计显示，当晚被擒的匪众近两千，缴获轻重机枪若干、长短枪数百，弹药和粮草成堆。

治乱安邦

匪徒被剿灭后，恩施的局势并没有立即回归安定，要想彻底治乱安邦，必须有后续的政治与社会整治。

第一步，是对投降匪徒的甄别与处理，王定烈没有选择简单地将所有投降的匪徒一律惩处，而是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

许多土匪并非天生恶人，而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压迫与困境，最终误入歧途。

许多土匪，尤其是那些年纪较轻的，实际上并未亲手沾染太多鲜血，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可能只是为了生存被迫与匪帮联合。

面对这些人，王定烈的态度十分宽容，提倡他们“自愿投诚，改过自新”，并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对那些情节严重、屡犯不改的顽固匪徒，王定烈也没有手软，他坚持“军法从事”，那些肆意杀戮、残害百姓的土匪，最终未能逃脱应有的惩罚。

除此之外，每当军队到达一个村庄，王定烈都会亲自指挥部队进行自我清洁与帮助百姓劳作。

在王定烈的努力下，老百姓们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开始意识到，解放军不仅在打土匪，更是在为他们创造一个新的、安稳的未来。

王定烈还要求部队在各地设立教育班，开始对百姓进行基础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培训。

这一举措为很多百姓提供了接触新社会制度的机会，他们开始了解共产党是如何为民众着想的，开始接受新政权的合法性和领导力。

经过数月的努力，王定烈逐步完成了社会的重建工作。

恩施的人民，曾经对共产党充满疑虑和恐惧，经过一次次实际行动的证明，最终开始信任和依赖他们。

1951年，建军节当天，恩施的街道上张灯结彩，百姓们欢声笑语，王定烈与他的部队一起，在百姓的陪伴下，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王定烈的剿匪故事，不仅是一个英雄与匪徒的战斗，更是一段军民同心、智勇双全的历史篇章。

在这片曾经动荡不安的土地上，王定烈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果敢的决断力，成功剿除了恩施的匪患，恢复了社会秩序，他用实际行动证明，只有赢得百姓的心，才能赢得真正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