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及后续的冲突中,我军被俘人员所经历的酷刑,其残忍程度足以让任何一个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不寒而栗。
一个不到一平米、高仅半米的铁笼,人只能像动物一样蜷缩其中,白天在亚热带的骄阳下如同蒸笼,夜晚则被蚊虫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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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地下的积水坑,污水没过小腿,里面蠕动着蛆虫和水蛭,伤口在其中腐烂发炎,无医无药。
然而,对于亲历者,解放军士兵汪斌和白志利等人来说,这些足以摧毁人生理极限的折磨,却还不是最可怕的。
越南方面有一种“武器”,它看不见、摸不着,却能直击人心最脆弱的地方,带来的痛苦,远比肉体的摧残更深刻,甚至“比死还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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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镜头成为最锋利的屠刀
对于一名军人而言,荣誉和忠诚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
战场上冲锋陷阵是本能,即便不幸被俘,内心的底线也是绝不背叛祖国和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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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方面恰恰抓住了这一点,他们最厉害的招数,就是系统性地摧毁这种信仰,逼迫战俘们亲口“承认”自己是叛徒。
1984年在老山前线被俘的士兵汪斌,对此有着切肤之痛。
在经历了三个月的“狗笼”折磨后,他被从笼子里拖了出来,不是为了审讯,而是为了拍摄一部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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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军官要求他对着镜头说:“越南人对我很好。”
这句话,对于一个每天只能喝半碗稀粥,饿到要去舔舐军徽铁锈味的战俘来说,是何等的讽刺与屈辱。
汪斌的内心在剧烈挣扎,但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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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木然地念出了台词。
然而,折磨并未结束。
拍摄结束后,他因为“语气木讷,不像发自内心”,被拖回牢房用电棍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这是一种双重绞杀。
肉体上,你必须配合;精神上,你必须“真诚”地背叛自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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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强迫的“表演”,让战俘们陷入了巨大的恐惧。
他们最怕的不是越南人的电棍,而是这些影像资料如果传回国内,家人、战友和祖国会怎么看他们?
他们会不会被当成主动投敌的软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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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自身荣誉被玷污的恐惧,像一把钝刀,日夜切割着他们的灵魂。
炊事兵白志利,在1979年被俘后也遭遇了同样的困境。
他被强迫对着录像说:“我在越南一切都好,请家人不要担心。”
同样因为语气“太平淡”,被拖回去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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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方面甚至会精心布置场景,让战俘们摆拍下棋、装饰圣诞树,营造出“优待俘虏”的和谐假象,然后邀请外国记者来参观。
这种心理战的歹毒之处在于,它将战俘置于一个无法自证清白的绝境。
肉体的伤痕或许可以愈合,但精神上的“污点”一旦被记录下来,似乎就永远无法洗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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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视荣誉为生命的军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凌迟。
一名19岁的年轻战士,正是在这种精神崩溃的边缘,试图用铁丝自残,用肉体的极端痛苦来对抗内心的煎熬。
集体意志的绞杀与重生
越南方面深知,要彻底击垮一个人,就要先瓦解他所在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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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的心理战术同样被应用在整个战俘群体上。
他们曾组织过一次所谓的“中秋晚会”,特意为战俘们准备了在当时看来极为“丰盛”的饭菜,并邀请了外国记者全程拍摄。
战俘们被迫坐在镜头前,与越南军官“联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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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记者一走,晚会结束,战俘们不约而同地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们默默地将那些几乎未动的饭菜全部倒掉。
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也是对尊严的坚守——我们可以忍受饥饿,但绝不配合你们的表演。
另一次,一名战俘在记者面前,突然举起自己的饭盒,向镜头展示里面混杂着稻壳的红米饭和红薯糊糊,当场戳穿了越方“人道主义”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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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阴险的手段是医疗欺骗。
一次,越方以“补充营养”为名,要给战俘们发放一种“补药”。
一位在国内当过卫生员的李姓战士,凭经验识别出这可能是损害身体机能的激素类药物。
他立刻大声示警,所有战俘随即响应,集体拒绝服药,并将药片扔在地上。
这次集体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证明了只要团结一致,就能对抗敌人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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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敌人绞杀集体意志的手段也异常血腥。
1986年,一名战俘用了一个月时间,悄悄磨断了“狗笼”的铁丝,在深夜成功越狱。
但在跑出不到三十米后,他就被巡逻的哨兵发现并开枪打死。
第二天,他的尸体被拖到所有战俘面前示众,越南军官以此警告所有人:这就是反抗的下场。
这次血淋淋的威慑,让汪斌彻底放弃了逃跑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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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没有绝望。
他将活下去的希望,寄托在了一件信物上——一枚牺牲战友临终前托付给他的军徽。
战友的遗言是:“你要活下去,把它带回去。”
从那天起,保护这枚军徽,成了汪斌活下去的唯一目标和精神支柱。
这枚小小的军徽,成了集体意志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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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它,汪斌将军徽含在嘴里,用牙齿顶住,以抵抗饥饿时吞咽的本能。
在一次搜查中,他假装腹痛打滚,巧妙地将军徽滑入裤腰。
当晚,笼子里的战俘们一个接一个,轮流将这枚军徽藏在舌头底下传递,共同守护着这个属于所有人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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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徽不再是冰冷的金属,它承载着牺牲战友的嘱托、幸存者的希望和整个战俘群体的尊严。
1990年1月19日,在被俘整整六年后,汪斌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广西友谊关,他体重仅剩89斤,左耳被枪托砸聋,三根肋骨曾被打断。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缝在衣领夹层里的军徽取出来。
如今,这枚锈迹斑斑、带着汪斌牙印的军徽,静静地陈列在老山纪念馆的展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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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上写着:“1984.7.12-1990.1.19,汪斌的牙印。”
它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历史。
它告诉我们,有一种酷刑,针对的不是肉体,而是灵魂;有一种英雄主义,不是在战场上冲锋,而是在地狱中坚守。
参考资料:
白志利,《战俘日记:老山作战亲历者回忆录》
李建国主编,《战争与人——中国战俘史实档案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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