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戏之中见文心：婺剧《三打白骨精》的当代表达与价值研究

武戏之中见文心：婺剧《三打白骨精》的当代表达与价值研究

李 晶

在中国戏曲百花齐放的版图中，婺剧以其独具特色的武戏传统、阳刚刚烈的表演风格和浓厚的地方文化底蕴，占有一席之地。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婺剧承载着地域文化的传统记忆，始终在探索戏曲艺术的现代性转化与创新表达。近年来，伴随着文化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如何在坚守传统精神的基础上实现戏曲样式的当代表达，成为剧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课题。

2023年，由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出品，文华剧作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得主姜朝皋编剧，“文华导演奖”“梅花奖”得主翁国生导演，陈美兰新剧目创作团队精心打造的新编婺剧《三打白骨精》应运而生。这部取材于《西游记》经典章节的作品，并非简单复刻神魔故事的既有结构，而是借助婺剧高度程式化的舞台语汇，对传统母题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该剧因其“博采众长、自成一体”的创新风格，成功入选2025年文化和旅游部“戏曲跨剧种移植改编十佳案例”和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终评，并荣获第十六届浙江省戏剧大赛“精品剧目大奖”和第十九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牌；近年来该剧还频频亮相世界各地舞台，在德国、西班牙、安道尔、肯尼亚、缅甸等27个国家以及国内各地剧场连续演出了110多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成为中国非遗文化走向国际的重要文化名片。

一、传统母题与现代语境的互文重构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西游记》是最为人熟知、改编频率最高的文本之一，其中“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章节，因其结构明晰、情节紧凑、矛盾尖锐而尤具舞台表现力，成为中国戏曲和影视改编的经典母题。婺剧《三打白骨精》正是基于这一母题展开，但其创作并非对原著的机械复述，而是在忠实原意的基础上，结合婺剧本体特征与时代审美诉求进行了深度的剧本再构与艺术再造。

首先，从改编思路来看，该剧并未陷于对“神魔大战”表层的追逐，而是注重情节结构的重组与内涵的当代表达。原著中“三打”虽情节递进鲜明，但支线繁杂、人物关系线条不一，而此次婺剧主创团队遵循“删繁就简、突出冲突、强化情感”的原则，对原有结构进行了大胆剪裁，去除与“三打三变”主线关联不大的次要情节，突出孙悟空与白骨精之间不断升级的斗争张力以及师徒信任的崩解与重建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该剧通过增强“悟空被逐”段落的心理描写与行为逻辑，使悟空形象更具现代伦理色彩。他并非单纯的打妖机器，而是在被误解、被排斥的状态中依然坚守信念、反复出手的“孤勇者”。这种设定不仅增强了人物的多面性，也为传统母题注入了更贴近当代观众的情感认同。在悟空与师父唐僧之间，编剧安排了一场深情拜别的戏——“拜师断情”，强化其内心矛盾与忠诚的挣扎，使“第三打”成为人物情感与道义选择的高潮。这种结构安排，使得“三打”不再是简单重复，而是一种情节与情感的螺旋递进。

其次，在对白骨精形象的处理上也体现出剧本构思的当代表达策略。传统戏曲中白骨精常被刻画为符号化的“妖魔”角色，但在此次改编中，她三次变化——村姑、老妪、老汉——不仅是造型的变化，更体现其针对唐僧弱点“情”“慈”“理”的精准设局。这种设定，不仅增加了角色行为的逻辑性，也让“三变”成为推动“三打”的心理诱因与戏剧节点，为剧情推进赋予了更具心理深度的动因支撑。

此外，该剧特别加强唐僧的戏剧功能。传统版本中唐僧多为“误判”的象征，而婺剧版本则赋予其更高的行为密度与身体参与。剧中专门设计“白骨精追捕唐僧”的段落，让唐僧不仅在情感上成为冲突焦点，更在舞台上通过高难度摔打、翻滚技巧，表现其“文中带武”“弱中求生”的戏剧意象。这种处理方式既贴合婺剧擅长武技的艺术传统，又有效弥合了文人角色在舞台张力上的局限，使“文武一体”的婺剧风格获得了更具整体性与连贯性的体现。

白骨精追杀、戏弄唐僧的婺剧“文戏武唱”

二、唱做并举与视觉呈现的相辅相成

婺剧在表演上历来强调“唱做并举、文武并重”的综合特征。在新编婺剧《三打白骨精》中，这一传统优势不仅得以保留，更在视觉化呈现和动作编排中被系统强化，形成了多维度、立体化的舞台表达方式，使剧作在叙事节奏、人物性格塑造与意象营造上均展现出高度协同的舞台美学张力。

婺剧惯用的“先说后唱”“边打边唱”结构在本剧中得以延续，并进一步发展为更为复杂的“唱—打—情绪释放”复合单元，构成舞台节奏的基本框架。可以说，剧中唱段并非独立于情节的抒情部分，而是服务于人物内在情感逻辑与情节推进的内在机制。例如，唱腔设计方面，孙悟空的唱段大多运用高亢激越的调式音调与快速节奏，体现其“动如脱兔，静若沉雷”的性格；而唐僧的唱腔则偏向婉转含蓄，弱化戏曲传统中的“柔弱文人”模式，强化其内心情感的复杂度。尤其是在“悟空拜别”一场戏中，悟空与唐僧的唱段交织推进，既表现出情感的断裂与误解，也构建出一种情绪上的“双重离别”意象，成为整剧情感张力最强的一段唱做结合场景。

婺剧以“文戏武做”见长，此剧更是高度发挥了婺剧演员在身段、武打、跌扑等方面的技艺优势。尤其是剧中最核心的段落——孙悟空与白骨精三次斗法中，导演翁国生与创演团队巧妙将婺剧武戏的“760度转体摔硬棒子”“前空翻壳子吊毛”“跺子强背飞身过人”“旋子360度变身劈叉接倒插虎”等高难度特技融合在人物表演中。“三打”不只是舞台炫技的场面，更是人物情绪爆发的路径。例如，白骨精通过不同角色（村姑、老妪、老汉）变化设定与摔打路径的差异，强化“真假难辨”的戏剧张力，更强化了孙悟空“打中有疑”“打中有悲”的心理层次。这种身体表达方式将“打”升格为叙事工具，使人物性格在高强度的动作中得以深化，体现出婺剧对于武戏的独特理解与创新使用。

这些极具表现力的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手段的融合，使婺剧《三打白骨精》的视觉呈现摆脱了单一写实的束缚，达到了意象化与象征性并重的艺术高度，实现了场景的象征性与动感化统一。该剧对白骨精三次伪装的处理并非简单重复，而是通过“变脸变装”的传统技艺，配合精准的灯光与音响切换，营造出神秘而瞬变的视觉奇观。这种在瞬息之间实现角色身份、性格、外貌全面转换的方式，不仅体现了主演杨霞云高超的技术功力，也赋予了白骨精“妖以幻惑人心”的艺术特性极强的具象化表达。每一次变装，既是剧情节点的推进，也是一种视觉节奏的提点，构成了本剧最为醒目的“视觉符号系统”。

另外，三次打斗的空间从“空旷原野”“荒村坡地”到“悬崖平台”逐层推进，不仅展现出剧作节奏的递进性，也构成了动作场面与视觉意象的层层铺陈。特别是在剧终孙悟空将白骨精击落悬崖的一幕中，饰演白骨精的演员在近三米高的平台上完成“硬僵尸”式空翻坠落，与舞台天幕炸裂的“骷髅意象”同步触发，构成了戏剧高潮的“视—声—动”三位一体表达。

更值得一提的是，婺剧《三打白骨精》在数字传播上的主动作为。通过短视频平台剪辑高光动作场面等方式，使得这一传统剧目走出了剧场，进入新生代观众的日常文化视野。在抖音、哔哩哔哩等平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片段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成功吸引大量“00后”点击关注。这种文化转码式传播，不仅拓展了戏曲受众结构，也为非遗保护注入技术支撑与传播信心。许多高校与中学亦将这一剧目引入课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演示案例。通过结合思政教育与美育教学，婺剧进入公共教育系统，其艺术表达逐步转化为文化认同的培养机制。这种跨领域传播与转化，使《三打白骨精》超越了表演艺术的界限，成为一种公共文化实践样式。

于此，我们可以说，婺剧《三打白骨精》的“革新”，不是对传统的背叛，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延伸。它将“旧故事”重新装进“新容器”中，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精神内核，又满足了当代观众对视听体验的期待。这种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努力，正是非遗艺术得以持续焕新的重要路径。

三、文化认同与价值生成的有机统一

婺剧《三打白骨精》的创排价值，远不止于技艺展示和经典改编的层面，更在于它通过深入挖掘传统母题中的文化精神，构建起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认同机制与当代表达逻辑。在神魔传说的故事框架之下，剧作并未流于娱乐化处理或情节复述，而是致力于通过人物形象的再塑与精神张力的强化，传递出高度凝练的价值命题，从而实现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正义—忠诚—牺牲—误解”等核心命题的重新激活与现代阐释。

当今社会信息爆炸、媒介错位，人们常处于真假混淆的语境中，类似于唐僧“不辨妖魔”的处境成为普遍现象。在这一点上，婺剧从古老的素材中汲取智慧，使《三打白骨精》由远离现实的神话，蜕变为了一场跨越时代的精神寓言，它以戏曲方式提出当代伦理命题。剧中“误解忠良”的核心情节，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中“信与不信”的道德张力。由此，剧中构建了一场关于信任的伦理辩论。唐僧代表的是道德理想主义，但他的“善”是一种未经验证的“感性善”，反而导致误解忠良，放任邪恶。悟空的“理性正义”则因“不合群体情感期待”而被排斥。这组张力揭示了当代社会判断难题：在舆论喧嚣与表象诱导中，我们如何辨认善恶？在群体情绪压倒理性声音的时刻，谁为被误解者发声？这部婺剧以程式化肢体动作，构建了一个社会隐喻场，让观众在“打”与“误打”的对峙中，体验判断与信任的不易与艰难。

更深一层，《三打白骨精》激活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种古老却恒久的英雄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悟空的坚持，不是为了被理解或赞许，而是源于内在正义感与行为信念。这种“孤勇”形象背后，传承的是中国文化中“义”的价值取向——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司马迁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都是文化精神中的一条隐秘深流。在当下社会转型与价值多元的背景下，这样的精神尤其弥足珍贵，它不仅是一种文化信念，更是一种人格操守。它让人们在“误解”的疼痛中看到坚守的力量，在“放逐”中感受到信念的温度，唤起了中国文化中最深沉的道德情感。

从这个层面来看，婺剧《三打白骨精》以剧场为媒介，将中国传统伦理与当代公共价值进行有机衔接，进而生成具有现实影响力的文化意义共同体。这不仅是一部“好看”的婺剧，更是一部能够深层回应时代精神关切的文化文本。它在当代表达中完成了从个人命运到群体心理、从传统伦理到社会价值的多重链接，使观众在剧场的凝视中完成一种文化自觉的生成过程，真正实现了文化认同与价值生成的有机统一。

四、地方剧种的当代表达与积极回应

作为代表性地方剧种，婺剧的发展同样面临“地方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而《三打白骨精》的成功，恰是对这一矛盾关系的积极回应与策略性突破。该剧在保留婺剧武戏传统美学特质的同时，借助当代舞台语汇、传播方式与观演机制的更新，探索出一条地方剧种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当代表达路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一是剧目改编的创新策略。《三打白骨精》取材自《西游记》的经典章节，但并未流于传统戏曲改编的复调逻辑，而是以新时代语境中的价值观重塑作为创排导向。这种创作逻辑体现在多个层面：故事不再仅是“打妖”的外在行动，更是“辨真”的内在斗争；人物塑造从类型化走向复杂化，孙悟空的孤勇、唐僧的误判、白骨精的多面伪饰，共同构成了符合当代观众心理节奏与道德认同的叙事场域。

其二是舞台呈现的融合策略。剧作在保留婺剧传统“唱做打翻”基本形态的前提下，大胆引入多媒体灯光技术、舞台空间结构的多维转换，营造出兼具象征意象与动态真实的舞台氛围。例如，核心段落“三打”中高位同步动作，成功将戏曲程式化表演与电影式视觉冲击合二为一，体现出传统剧种对现代视觉审美机制的高度适应。尤为关键的是，这些“现代元素”并未压制传统技艺的主体性，反而借助外化手段强化了婺剧擅长的节奏推进与空间错位表达，从而实现了舞台美学与文化传统的内在统一。

其三是传播机制的跨媒介策略。婺剧《三打白骨精》自2023年推出以来，除了频繁亮相国内外主流剧场外，更积极拥抱短视频与直播平台，打破传统戏曲“剧场中心”的观看格局。在变装短视频中，白骨精的多重造型以高密度剪辑迅速“出圈”，带动超百万点赞量。这种“视觉爆点”并非对戏曲内核的剥离，而是对剧目“可传播性”与“可识别度”的战略性开发。更为关键的是，这种传播路径反哺了传统剧种的受众结构与认知维度，激活了年轻一代对婺剧文化的观看兴趣与文化想象，进而构建起跨媒介、跨代际的传播共情机制。

其四是制度支持与团队协作的多维共振效应。《三打白骨精》在创排中得到了国家艺术基金的重点资助，显示出在政策层面对非遗剧种当代表达的高度重视。而由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组织的创演团队，则充分体现了定制化创作与本体风格发挥的协同运作：从编剧姜朝皋的结构调度，到导演翁国生的跨剧种经验，再到梅花奖得主杨霞云与楼胜等演员的技艺发挥，整体形成了一种创作合力，体现出“从作品出发”的生产逻辑与“从观众出发”的传播策略。

综上所述，婺剧《三打白骨精》所展示的，是一种地方剧种走向当代表达的路径样本，其核心在于“形式上的兼容”与“精神上的坚守”。它不是简单“现代包装”传统剧目，而是在内容结构、表现形态与传播策略三位一体的更新中，构建出一种“本体不退让、语态能翻新”的复合型剧种表达模型，为其他地方戏曲剧种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策略经验。

婺剧《三打白骨精》有“打”的快意，也有“打”的执着；有“打”的技巧，更有“打”的信念。这是一次对中国文化价值的剧场表达，也是一次对信仰、正义与文化身份的深层召唤。武戏之中见文心，文心深处藏哲理，这正是婺剧《三打白骨精》的魅力所在，也应成为我们重新理解与激活戏曲文化的关键之处。

编辑：宋牧原

审核：宋金珠

上海舞台美术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