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数据造假中言词证据被“伪装”为客观证据的情形

财务情况说明≠客观“铁证”：警惕数据造假中言词证据被“伪装”为客观证据的情形

本文作者：彭吉岳

在刑事辩护的战场上，证据就像一把标尺，直接丈量着案件的走向与当事人的命运。可很多时候，一些看似硬核的财务数据，却藏着让人防不胜防的“陷阱”。

前不久，笔者作为辩护人参与的一起受贿案件，就让我深刻体会到这一点——一份漏洞百出的算账单，竟被当作认定被告人受贿金额的核心依据，而这背后，正是“财务数据即客观证据”的认知误区在作祟。

这起案件中，公诉方指控被告人收受某公司实际控制人给予的分红，支撑这一指控的关键证据，是实控人单方面提供的一份算账单。乍看之下，这份算账单似乎有理有据：上面清晰罗列着销售额、利润金额，最后还明确标注了“应分给被告人的红利”，甚至每页都盖了公司公章。可当笔者逐页梳理、仔细核查时，其中的问题却像剥洋葱一样层层暴露，让笔者惊讶不已。

首先是盖章主体的错位。案卷材料显示，这名实控人共有三家经营该项业务的公司，分红也是从这三家公司的业务利润中进行的。但令人费解的是，算账单上却只盖了一家公司的公章，并且这家公司的业务量很小，并非主要营业的公司。这就好比用“小卖部的公章”来证明“连锁超市的利润分红”，主体与事实脱节。

其次是数据逻辑的断裂。一份合法有效的利润核算凭证，必然会包含销售额、成本、税费、净利润等核心要素，且各数据之间要符合“利润=销售额-成本-税费”的基本逻辑。但这份算账单却只选择性地呈现了销售额和利润，对成本只字未提——既没有原材料采购成本、人员工资支出，也没有场地租金、水电费等运营成本，甚至连最基础的税费扣除记录都没有。换句话说，公诉方指控的“利润”，是一个没有任何计算依据的空中楼阁。诡异的是，笔者通过梳理算账单上的利润与销售额，计算出各年度的利润率后发现，所有利润率都稳定在20%上下，且数值异常规整：不是整数X%，就是X.5%（X为整数）。在真实的商业经营中，原材料价格波动、市场需求变化、政策调整等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利润率，别说出现“整数+0.5”的规整数值这种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连连续多年保持20%左右的波动都极为罕见。这种人工雕琢的痕迹，让数据的真实性大打折扣，更像是实控人根据预期结果倒推出来的数字，而非客观经营的真实记录。

并且，这份算账单的数据还与案卷中的其他证据直接冲突。笔者在核查涉案公司的发票存根时发现，算账单上记载的销售额，与该公司对应的发票金额相差很大，有些年度甚至差距上百万元——发票作为企业经营的原始凭证，是销售额最直接的证明，而算账单的数据却与发票记录严重不符，这足以说明算账单上的销售额是虚假的。可即便如此，这份存在主体错位、逻辑断裂、数据冲突的算账单，依然被当作认定被告人受贿金额的核心证据，甚至直接作为计算受贿数额的依据，这无疑是将“瑕疵证据”当成了“铁证”，严重违背了刑事诉讼的证据审查原则。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源在于很多人陷入了“财务数据即客观证据”的认知误区。在不少人看来，只要数据以表格、数字的形式呈现，再盖上公章，就天然具备客观性，甚至比证人证言更可信。但实际上，财务数据的客观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建立在“来源真实、计算规范、记录完整”的基础上。像本案中的单方算账单，本质上是实控人对利润、分红等事实的一种“书面陈述”，只不过用数字和表格替代了口头表述，其本质是言词证据的“伪装”，而非书证或物证类的客观证据。

言词证据的核心特征是以人的主观陈述为内容，可能受到陈述人的记忆偏差、利益诉求甚至主观故意的影响。本案中公司的实控人作为案件的关键证人，与案件结果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其出具的算账单很可能带有偏向性甚至虚假性。而真正的客观证据，比如完整的会计账簿、银行流水、原始发票、合同等，是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不受某一方主观意志的左右，具有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将单方算账单等同于客观证据，本质上是混淆了证据的属性，用“数字包装”掩盖了言词证据的主观性，最终导致证据审查的方向偏离正轨。

那么，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该如何识别单方算账单的言词证据属性，突破这类“数据陷阱”呢？结合笔者多年的辩护经验，总结出三个核心审查要点：

第一，审查证据的“关联性”：主体、事实是否匹配。

拿到一份算账单，首先要核实出具主体与涉案事实是否存在直接关联。比如本案中，要确认盖章公司是否与“分红”所涉业务相关，是否有证据证明该公司参与了涉案经营活动；其次要审查算账单的内容是否与待证事实一致，比如“分红”对应的利润是否来自涉案业务，而非其他无关经营。如果主体与事实脱节，哪怕盖了公章，也只是“无效凭证”。

第二，审查数据的“完整性”：逻辑、依据是否闭环。

利润核算必须遵循基本的商业逻辑，因此要重点核查算账单是否包含“销售额、成本、税费”等核心要素，各数据之间是否符合计算公式。同时，要要求出具方提供数据来源的原始凭证，比如销售额对应的发票、成本对应的采购合同、税费对应的完税证明等。如果缺少关键要素，或无法提供原始凭证，数据就无法形成闭环，自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第三，审查证据的“一致性”：是否与其他证据印证。

单方证据的真实性需要其他证据佐证，因此要将算账单与案卷中的发票、银行流水、会计账簿、证人证言等进行比对。比如，算账单的销售额是否与发票金额一致，利润分配是否与银行转账记录匹配，数据是否与其他证人的陈述相互印证。一旦出现数据冲突，就必须进一步核查矛盾点，不能简单以单方算账单为准。

在本案中，我们正是基于这三个审查要点，指出了算账单的诸多问题：盖章主体无故缺少其他两家公司，数据缺少成本依据，销售额与发票记录冲突，从而让指控的受贿金额失去了根基。

刑事辩护的核心，就是用专业打破认知误区，用证据还原案件真相。单方算账单之所以能成为陷阱，就是因为它利用了人们对数字和公章的信任，掩盖了言词证据的本质。作为辩护人，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判断，不被表面的数据假象迷惑，通过细致的证据审查，戳破伪装，让每一份证据都经得起法律和事实的检验。

同时，期待司法人员在认定事实时，坚决杜绝“捏着鼻子哄眼睛”式的敷衍行为，始终以严谨态度查清事实真相：在认定案件事实时，绝不能将“财务数据”等同于“客观证据”，更不能仅凭单方出具的算账单就草率定案。只有严格遵循证据审查规则，准确界定证据属性，才能确保司法公正，真正实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警惕“数据陷阱”“数据造假”，不仅是辩护人的专业素养，更是维护司法正义的必然要求。未来之路，我们仍需以极致严谨对待每一起案件。唯有让证据回归客观本质，方能穿透伪装的迷雾，确保正义不偏不倚、不被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