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治权滥用，以供应韧性重塑秩序

谢 军

‍ 安世半导体的相关问题，近期在国际经贸领域引发持续关注。有观点认为，这一事件反映出当前国际经贸环境中“治理主权”与“供应主权”的深层博弈。在近年来技术竞争屡遭泛安全化的大背景下，这种以政治干预取代法律判断的做法，实际上是通过对“治理主权”的滥用，以“主权”之名行“霸权”之实。

“治理主权”作为国家经济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正当行使对于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共利益具有重要价值。但近年来的屡屡滥用，已使其成为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温床，不仅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经贸秩序，更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此次安世半导体事件就清晰地警示，地缘政治已超越商业逻辑，成为中企出海必须面对的核心风险。这不仅会促使企业短期内的投资、并购策略更加谨慎，长远看更将推动中企转变出海战略的模式与思维。

这场博弈带给我们的更深层启示在于，“供应主权”已逐渐超越传统的效率考量，成为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考量因素。所谓“供应主权”，其内涵早已超越传统的产业安全概念，演进为主权国家在关键产业与核心技术领域保持适当自主性、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建设性参与的能力。以半导体产业为例，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其供应链的稳定与韧性，既关系到各国的技术自主和经济安全，也影响着全球产业发展的整体态势。

在实践中，一个国家如果缺少对关键技术或供应链的自主掌控，单纯依靠国际规则与法律文书，往往难以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转化为有效的维权成果。这并非否定涉外法治的价值，而是提醒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基础条件。特别是在规则话语权不对称的场景下，企业如果不能掌握相当的“供应主权”，其法律主张很难有效抵御政治干预。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半导体行业，还可能延伸至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关键领域，形成系统性风险。

我们应跳出“安世事件”的个案视角，审视材料、设备到设计、制造的全产业链布局，提高对构建“供应主权”、自主生态的认识。同时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布局，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渠道打造更具韧性的全球供应链网络。只有掌握关键环节的主导权，才能在法律博弈中获得更多筹码，赢得更大空间。

当前，在人工智能治理、数据跨境流动、数字货币等新兴领域，国际规则正加速重塑，这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规则参与窗口。我们应抓住机遇，主动设置议题，推动从规则制定到争端解决的制度创新。例如，在投资保护条款设计中，要强化对安全审查滥用的制约机制，为企业海外发展构建稳定透明的制度保障；针对WTO等传统多边机制功能弱化，不少案件难以获得及时、有效国际规则救济的问题，我们可积极倡导将国际调解院等新型争端解决机制纳入全球治理体系。与传统仲裁相比，国际调解具有灵活性高、对话性强的特点，在涉及复杂技术背景的投资纠纷中可发挥独特作用。

构建更加完善的企业国际化支持与服务体系，也是促进企业顺利融入全球市场的重要举措。我们可通过建立政府、企业、行业协会、法律服务机构协同作战的“四位一体”维权机制，打造多层次、立体化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这一机制既着眼于事后救济，更能强化事前预防和事中应对，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风险评估、争端预防等全方位服务。特别是在敏感技术领域，建立常态化的信息共享和风险预警机制，帮助企业及时把握投资目的国的政策动向，有效防范各类风险。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通过培育一批既懂技术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支撑。

‍安世半导体事件深刻反映了当今国际竞争中“治理主权”与“供应主权”相互交织的复杂图景。在国际经贸规则调整的关键时期，围绕技术发展和产业布局的竞争将日益激烈。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应对之策，既要立足当下，通过对话和法律工具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解决具体关切；更要着眼长远，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开放、稳定、有韧性的全球产业生态，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将制度建设与技术创新有机结合，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行稳致远，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企业权益。（作者是浙江省贸易救济研究院研究员、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应用法律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