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空军司令员是刘亚楼，那四位副司令员是谁？

“1949年10月18日早晨，名单终于拍板了！”门口警卫的喊声把屋里几位刚刚熬夜讨论的干部惊得一激灵。

消息来自中央军委：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同时配备四名副司令员。自抗战烽火到解放战争收官，陆战悍将数不胜数，可真正熟悉蓝天的指挥员却屈指可数，这一纸任命背后，是复杂的权衡，也是紧迫的需要。

很多人都知道刘亚楼履历辉煌：黄埔四期、莫斯科伏龙芝毕业，辽沈决战时他担任林彪的“第一参谋”。1949年春，他从第四野战军抽调出来，扛起创建空军的大旗。从筹建航空学校，到在东北挑选第一批飞行苗子，再到订立《空军暂行条例》，刘亚楼在短短半年里把零散航空力量攥成拳头。可是，一个司令官再能干，也得有人分工。于是，副司令员的席位非补齐不可。

第一个进入视线的，是王秉璋。和刘亚楼鲜明的“学院派”不同，王秉璋的名片写满了“前线”。淮海战役，他指挥第17军与黄百韬兵团硬碰硬；渡江作战，他带部队全速突击，差点让敌军桥头堡当场崩盘。陆战底子扎实，空军经验欠缺——那就补。1949年11月，他被任命为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有人疑惑，没摸过方向舵能行吗？王秉璋靠的是“边学边干＋不懂就问”，一天到晚泡在作战处，地图摊满桌，机型手册夹在袖口。进入五十年代，空军野战指挥体系雏形初就，他的参谋长指示成了大纲范本。就这么一句“打空战也要用兵团协同思路”，被很多军校教材沿用至今。

有意思的是，第二位副司令员常乾坤与王秉璋几乎是两个极端。早在1926年，他就考进广州航空学校；同年底，他跟随留苏浪潮，进入莫斯科红军航空学校，后来又转入茹科夫斯基学院航空工程系。换句话说，常乾坤是那代人里最懂飞机的人之一。抗战期间，他曾帮八路军装配缴获的日军侦察机，硬是把报废机整出了首飞。新中国成立后，训练是空军最大的短板，常乾坤挑下了这副担子。北郊沙河机场，他每天五点到场，亲自检查油路压力；夜里十一点，还在灯光昏暗的教室讲“起落航线与侧风修正”。短短三年，他主持编写的《初级飞行教程》印刷十万册，几乎人手一册。

第三位副司令员刘震，名字里就带“震”字，作风也像闪电。东北王称号不是吹的。1948年塔山堵点，他指挥39军与敌焊死在半岛一线；解放战争尾声，他带部队南下扫清广州外围。1949年10月，中央考虑到中南空域广阔且敌机活动频繁，把刘震派去广州筹设中南军区空军。没多久，朝鲜战事骤起，刘震又被调回东北兼任志愿军空军司令。一线打起仗来，他还是陆战味：高密度梯次出击，靠近云底索敌，麻利得很。1951年10月，对苏联援助的米格-15阵容他没半点畏惧，“敌机来了？贴上去、咬住它！”三日激战，他手下飞行员击落击伤美机34架，F-86也栽了跟头。这一战，直接把“保后勤走廊”战略危机掰了回来。

最后一位副司令员徐深吉，则属于“低调硬核”。他是八路军771团团长，山西麻田阻击战打得敌人怀疑人生。可长期征战给身体埋下隐患，肺部积病、关节损伤，动不动就高烧。解放战争后期，他主动申请转到后方，主持晋冀鲁豫军区干部学校。建国以后，刘亚楼需要一位懂战勤、会管人的后勤主官，想来想去，还是徐深吉最合适。1950年初，他到北京西郊仓库报到，第一件事就是清点库存：机油缺口37%、机炮弹药不足一半。徐深吉拉着技术处长常说一句：“飞机飞不上去，不是飞行员的错，是咱后方保障没跟上。”后来，空军后勤系统建立，他的“边组装、边修理、边改进”办法，把苏式航材与国内工厂嫁接成功，节约不少外汇。

四位副司令员，四种气质。王秉璋带来陆军合成理念，常乾坤填补理论训练空白，刘震把空军真正拉上对抗强敌的擂台，而徐深吉让每一次起飞都有稳定后勤做支撑。再加上刘亚楼这位统筹者，初生的人民空军，仅用两年完成了从“零到能打”的跨越。

1953年春，第一批国产初教机在南昌试飞成功。徐深吉站在跑道旁咳了两声，却笑得开心；常乾坤握着秒表，记录下滑跑距离；远处塔台里，王秉璋盯着雷达屏幕；刘震则正向志愿军前线发电：“本月可补充飞行员40名。”所有画面汇聚成一个事实：那一年，中国终于在自己的天空拥有了成体系的防线。

副司令员的名字，也许没有刘亚楼那样家喻户晓，但每一次响彻云霄的轰鸣，都离不开他们当年的执着和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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