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恶女”已经成了影视圈最拥挤也最具话题的赛道。女演员们趋之若鹜,渴望借这类复杂多面的角色突破自我;观众也乐见其成,期待这些鲜活的“恶”为故事掀起更具张力的波澜。
于是,刚刚在《命悬一生》中以“杀夫”戏码道尽底层人物悲苦命运的李庚希,转身又在《即兴谋杀》中化身步步为营的复仇者。而凭《狂飙》的“大嫂”形象深入人心的高叶,也在新剧《重影》中演绎了一个绝地反击的悲剧女性。如果把时间线再往前推,不难想起《许我耀眼》开篇带来的新鲜感——赵露思一改甜美可人的“小白兔”形象,转而成为处心积虑、又争又抢的“黑莲花”。
为何“恶女”人设如此受捧?首要原因,或许在于她们身上那份不加掩饰的“真”。相较于传统影视剧中那些被赋予完美光环的女主角,“恶女”们似乎更能逻辑自洽:她们直面生活的粗粝与人性的幽微,不回避欲望,不掩饰野心,甚至不惮于暴露内心的创伤。这种近乎残酷的坦诚,为角色提供了更浓烈的情感说服力。某种程度上说,她们仿佛是普通人内心被理性压抑的“另一个自我”,一个更愤怒、更果决的版本。
更吸引人的是,“恶女”往往处于某种极端的情境:当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路径失效、正义机制式微,她们不得已作出常人所不敢为的抉择,以惊人的头脑和行动力,完成疯狂的复仇。这种“以恶制恶”的故事,在无形中为戏剧情节提供了“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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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恶女”人设的流行,许多作品在角色塑造上也流露疲态。这些够狠、够疯、够极致的角色,往往必须被赋予某些明确的“正当性”——她们必须首先成为“受害者”,才能因足够悲惨的过去而获得理解。从饱受原生家庭的创伤,到被残酷的命运捉弄,她们之所以能被观众接纳,很大程度上并非源于对“恶”的认同,而是因为她们的行为被设定成了“情有可原”。
而最具讽刺意味的,则是现实与虚构之间那道清晰的、“双标”的界限。观众可以为剧中挑战秩序的“恶女”喝彩,却难以容忍现实生活中女演员任何细微的“不完美”。她们被要求永远清醒自知,不可在重要场合站上所谓的“不属于自己的位置”;她们被期待温和谦让,不可在前辈或所谓“大咖”面前有半分“抢风头”的嫌疑;她们甚至不允许辩解——一旦试图开口,那些被强加的“争强好胜”“心机算计”的标签,便会立刻转化为“自我炒作”“借机营销”的指责。
何其荒谬,我们赞美虚构故事里杀伐决断的“恶女”,却对真实的女性百般挑剔,拒绝她们拥有同样鲜明的棱角与自我主张。这种“双标”背后,或许正是一种对女性形象的矛盾期待:既渴望她们强大耀眼,又希望她们维持在安全、可控的边界之内。
如果我们不能接受一个人如“人”本身那样复杂、立体、有瑕疵,那么影视剧故事中生产再多的“恶女”,终究只是空中楼阁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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