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区政委多次批评他骄傲情绪，组织纪律观念不强，他委屈上报中央

“1970年三月，你们湖南这口‘黑金’，究竟能不能腾出一块给广东？”刘兴元放下茶杯，话音不高，却透着不容置疑。面对广州军区政委的询问，黎原沉默片刻，只回了一个字：“难。”对话短暂，却成了双方关系骤冷的转折点。

1965年，黎原从广州军区副参谋长调任第四十七军军长，离粤入湘。他原以为军队训练才是重头戏，没想到旋即卷入“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以及军管、军训——这条不见硝烟却同样危险的战线。湖南局势复杂，两大群众组织对立升级，省军区调停屡屡受阻。中央决定由四十七军领衔“收场”，黎原被推到台前。军人治军，他行家；军人治事，他得摸着石头过河。

四个师分赴衡阳、湘潭、长沙、株洲，任务繁重：停罢斗、护交通、稳生产。黎原干脆把指挥所搬到长沙火车站附近的防空洞，方便听炮声决策。有意思的是，他第一次出面时没穿将星闪亮的礼服，而是套着旧军装、挎一支冲锋枪。基层干部后来回忆，那身“土味”装备比动员报告更能压噪音。

1967年初春，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挂牌，他任组长。文件上写得清楚：稳定大局、恢复生产。然而现实没那么配合。刚安静几周，又冒出自称“湖南红色造船队”的新派别，对中央精神阳奉阴违。黎原火了，点名要求地方负责人到长沙铁路宾馆“喝茶”，外界谣传他要“武力平叛”。事实上，只是摊开国务院批件，逐条讲政策。对方见势头不妙，内部很快出现分化，问题迎刃而解。不得不说，军人的刚性在那一刻发挥了奇效。

1968年二月，湖南省革委会正式成立，黎原履新主任，龙书金任第一副主任。“狠抓经济”被写入第一号令。大堤、裁弯、修渠，一个个基建项目排得满满当当。湘潭电机厂的技术骨干回忆，晚上十点钟还能看到军装干部拿着图纸在车间兜圈。到1969年，湖南工农业总值比上年涨了11.4%；次年，又跳到23.1%。数字背后，有汗也有泪。荆江分洪南大堤加高加固时，十七团一个排连夜搬沙袋，次日清点，队列里少了两个人——大水卷走，再没找到。

就在形势逐步向好之际，煤炭争锋爆发。广东缺煤，湘南产煤；广州军区既统兵又顾地方，刘兴元送来一纸“湘煤南下”意见。表面是资源调配，实则牵涉两省利益和军地权责。黎原为难。一方面，他是军区下属，应听指示；另一方面，湖南革委会主任的身份又要求他捍卫本省资源。开会、磋商、再开会，僵局依旧。革委会党委最终给出否决，理由简单：湘南矿井勘探刚起步，产能自保都紧张。文件上报中央，中央批复一句话——“以湖南意见为准”。

刘兴元没说话，但气氛骤寒。之后几个月，军区会议上连点名带影射，批评黎原“个人英雄主义”“纪律观念淡薄”。一次完会回到驻地，有参谋小心问他要不要解释，他摆摆手：“先管好训练。”那股委屈，藏进茶杯与烟雾里。

同年冬，四十七军接令西调陕西。去与留，成了摆在黎原案头的双封公文。留下来，仍是革委会主任，却要面对连番质疑；跟部队走，意味着放下辛苦搭建的湖南格局。多方衡量，他签了第二封：随军启程。有人猜，他是畏惧党内审查；也有人说，他心里真正割舍不掉的依然是那支部队。未知的答卷，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离长沙前夜，小雨，军歌隐约。警卫员收拾东西，发现一叠批条——上面是军区关于“骄傲情绪”“组织纪律观念不强”的批评。纸张被折得整整齐齐，却没进行李箱，而是留在办公桌。有人问缘由，他只回了五个字：“公文归档备查。”随后，灯灭、门锁，上车奔西安。

第三年，军内人事大调整，黎原调入另一岗位，关于那段湖南争煤的旧事淡出公开视线。但军中议论偶尔仍起：“若当年答应让煤下去，会不会少吃几句批评？”没有答案。值得一提的是，湘南矿区扩能至七十年代末才稳定输出，彼时广东早已通过海运从海南、广西调煤解困。时间按自己的逻辑前行，从不为个人偏好停步。

回想那场资源之争，表面看不过几封公文、几次会议，实则折射出建国初期军地边界的模糊、军政关系的再磨合。军人出身的地方主官，需要在服从命令与维护地方利益间找平衡，稍一偏移，指责和不满便会接踵而至。这份纠结，不止黎原有，许多支左干部都曾面临。历史车轮滚滚，他们的抉择如同车辙，浅深不一，却共同铺出国家治理体系日渐清晰的路径。

若说经验，无非一句：身份多重，规则更要清晰；命令高悬，程序不可少。湖南“保煤”与广东“要煤”，最后中央定夺，在制度层面给所有人上一课。黎原的委屈，或许也是成长的注脚：从枪膛到公文，样样都得硬核，谁都逃不开纪律这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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