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养女阿菊晚年终于说出真相：当年为何断绝关系？答案让人心酸

一九四九年，朱枫从香港动身，口袋里装的不是证件，不是密码，最上面压着一张纸，阿菊写的，说妈孩子到了，你快来看看我们，台北那边门是开着的，邻里问起，她抬头说，这是我亲姑妈，身份这事不用编，情摆在那里，提行李进门那一下像回家，灶台上有热气，人间有牵挂。

阿菊眼里，这个“妈”，不是挂牌子的人，是东北大风里把她手揣进棉袄里的人，是蹲下身给她量脚的人，是捡起破字帖陪她念的人，是托人把她送进无线电学校的人，饭桌上让一双筷子的人，灯下替她补衣角的人。

风声一紧，墙角的影子长，警铃响过，人就变成了一串要核对的名字，一九五零年，门口站上人，屋里翻出东西，朱枫被带走，阿菊把嘴闭上，把那层血亲从口头上扯掉，对外说我不认识，骨灰不去领，案子不去问，全家收拾，钥匙放下，搬走，像从地图上擦掉一行字。

这前前后后不是轻描淡写的转身，最初那封信是她提笔写的，来台那步是她拉开的门，邻里打招呼她说亲姑妈，街坊有人看见的，风向转过来，楼道里有人窃声议论，电台里开始念名单，家里被搜过一回又一回，她回身把所有的线一刀断掉，门口的鞋印都要抹干净。

旁人看着冷，街上会指指点点，白色恐怖的台北，巷口的路灯暗，夜里有人走了没有回声，传言一句话就能把一户人家推到墙角，王昌诚的工作没了，孩子学校那边说要处分，单位的眼神都躲着，纸上不写她的错，身上贴着死人名，门外有人看，屋里有人哭，饭还是要煮，米还是要省。

她撑不住，肩膀宽度也就这么点，她不是站哪一队，她是想把孩子的学费交上，把家里灯留着，活下去成了唯一的算盘，她也可以去认骨灰，可以去门口喊一句名，也可以把头昂起来像那个人一样硬，可她不是那个人。

她是凡人，柴米油盐打底，床头有孩子睡，夜里有屋檐滴水，不会在审问的灯下挺直腰板到天亮，不会在墙角留话给外面的人，她最不该，是把这个选择系在背后那个人的名字上，那个把她当一家人的人。

真相不是戳指头喊谁害谁，更多的是不伸手，事情顺着坡下去，她没有说不，蔡孝乾开了口，线头牵到阿菊家，问话的人坐下，抄录的人记，朱枫在交代里提过舟山的落脚点，这道门后来到了王昌诚手里，配合审查三个字摆在纸面上，去哪里找证据，她没有站出来说一句她是谁，她没有给这个身份留一个活路。

监狱里的日子过得慢，吞金自尽被救回来，身上有伤，嘴上没话，审问一轮又一轮，窗外日头照进来又退下去，阿菊在屋里烧菜，收音机念到“朱谌之”，手一抖，菜叶掉了几片在案板边，她把锅盖盖上，桌子擦干净，从那以后没有再在嘴边提这个名。

时间往后挪，九十年代，有人带着照片敲门，朱晓枫站在门口问了一句，你认识朱谌之，她看了很久，眼神飘过去又收回来，咽了口气，只说不认识，嘴上这三个字落地，身体不听使唤，夜里开始睡不稳，常常坐起来，窗帘边缘漏一丝亮，抱着孩子小时候的旧棉鞋在手上揉，低声念的是当年那一步是我写信喊她来的，是我开门让她进的。

照片夹在枕头下，日子一天天过，没人知道，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不是断绝，这是用刀在心上留一道口子，临终那天，她让人把那张照片放在胸前，手搭过去，轻轻按住，说我不是不认，我是不敢认。

再往回看，朱枫是隐蔽战线上的人，行李简单，心思清楚，从香港那一程起脚，马场町那边排着枪，走过去也不退，她把这条路当成该走的路，她对党，对人民，对那个冬天里把小手塞进她棉袄口袋的小姑娘，都能抬头说一句我尽了力。

阿菊是普通人，风口上站不稳，选了护住家，为母的心在那儿，她没有把人推向深渊，她眼睁睁看着事往前走，她把自己缩在角落里，沉着，不说，街上的人只在广播里听到匪谍两个字，一个亲人变成一行字，她不是英雄，也不是恶人，她在乱世里想做成一个人想做的样子，走到路口，发现脚下的地不是她能踩住的那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