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美尔被希特勒处决时，他单独把15岁的儿子叫到身边

隆美尔被希特勒处决时，他单独把15岁的儿子叫到身边，对他说：“我将在接下来的十五分钟内离世，希特勒指责我叛国，如果我承认，我的罪行将被严格保密。你和你妈妈将能够获得陆军元帅的全部抚恤金。为了你们，我必须饮下毒药。你要照顾好你的妈妈，继续活下去。”随后，隆美尔坦然接受了死亡。
1944年10月14日，德国小镇埃尔里根，刚过中午，隆美尔家门前停下两辆黑色轿车，沉闷的引擎声让空气都变得紧绷。
穿着军服的布格道夫和迈赛尔快步进门，带来一种无法忽视的压力，隆美尔的妻子露西，在厨房听到门铃响，手里的杯子差点掉地上，她不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但这一天她心里发毛。
隆美尔坐在书房里，桌上散着几本作战笔记，他面前的那杯咖啡已经凉透了。
他抬头看见副官们进来，没问缘由，只是让他们坐下，对方没有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元帅，元首有话要我们带给您。”气氛一下子变冷，空气像结冰一样凝固。
“要么喝下药水，要么去柏林受审。”副官的眼神没有温度，这句话说得干脆，像是在宣布一场无声的处决。
隆美尔的手微微抖了一下，但他的声音很平静：“我能和家人告别吗？”对方看了他一眼出去了。
他把曼弗雷德叫到楼上那个不大的书房，儿子还带着少年人的稚气，一进门就下意识把门带上，眼里满是疑惑和不安。
隆美尔示意他坐在椅子上，自己却在书桌边停下，手指下意识地摩挲着桌角的磨痕。
屋里很静，曼弗雷德坐在椅子上，声音低低的问：“爸，刚才他们到底说了什么？
隆美尔没有立刻回应，像是在权衡要不要开口，沉默持续了几秒，他终于转过身来，目光落在儿子的脸上。
那一刻，他的表情不像一位元帅，更像一个普通的父亲，眼里带着疲惫和一种难以启齿的温柔。
“曼弗雷德，”他用德语轻声唤了儿子的名字，嗓音有点沙哑，“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你必须知道。”
“你得听我说，”隆美尔终于直视儿子，声音很低，像是怕被外面的人听见，“我马上要离开你们了——这一次，不是去前线，也不是出差，而是……真的要走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把所有的不舍和愧疚都压进心里，“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照顾好你妈妈，也要好好活下去。这是我现在唯一能为你们做的。”
他心里清楚，父亲是战场上的传奇，但此刻，父亲的那份沉默，让他只觉得恐慌。
隆美尔压低声音，把事情的原委讲清楚，他没有说“背叛”二字，却把选择摆得很明白，他告诉儿子：“如果我承认他们的指控，你和你妈还能安稳地活下去；如果我不承认，你们会受牵连。”
屋子里一阵沉默，曼弗雷德攥紧拳头，想说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只觉得头皮发麻，手心冒汗，他想反抗，想冲出去找母亲，但隆美尔用眼神制止了他。
“以后，你要照顾好你妈。”隆美尔轻声说，眼睛里有光，但更多是疲惫。
短短十分钟，父子俩没再说别的话，隆美尔只是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像平时一样叮嘱他别忘了关窗，那一瞬间，所有的英雄气概都变得家庭化，变得琐碎。
楼下，露西靠在门边，听见丈夫的脚步声，她什么都懂，却一句话也没问，隆美尔只是和她轻轻拥抱了一下，却没有再说“再见”。
之后，副官递过那枚装着氰化物的胶囊，隆美尔接过，没有迟疑，副官犹豫了一下：“您还有什么要说的？”隆美尔只是摇头：“不用了。”
吞下毒药后，隆美尔的手微微颤抖，很快，强烈的窒息感袭来，他没有喊叫，也没有挣扎，只是用力地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一切都安静下来。
车里的副官检查了一下，大气不敢出，隆美尔的头靠在椅背上，脸色发青，眼神却很平静，副官随即向总部发电报：“任务完成。”
与此同时，露西和曼弗雷德等来的只有一张冷冰冰的死亡证明，当天晚上，隆美尔的遗体被简单处理，家里没有哀乐，也没有送别仪式。
几天后，德国官方发布讣告，称隆美尔因“战争伤病”不治身亡，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人群蜂拥而至，鲜花、花圈堆成小山，乐队奏响哀悼曲，可只有家人知道，这一切只是掩盖真相的“表演”。
告别仪式结束后，曼弗雷德和母亲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坐到天亮，谁也没再提那一天发生的事。
在那个年代，很多话只能烂在肚子里，隆美尔没法公开反抗，只能在家庭和战场之间找一个平衡点，直到“720事件”后，自己被牵连进来，才不得不面对这道生死选择题。
有人说，隆美尔是个理想主义者，不懂政治，但事实是，他的底线，比很多人都硬，他不是那种会把责任推给别人的人，家里的事、国家的事，最后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隆美尔死后，家里一度风雨飘摇，曼弗雷德成年后进了政府，靠自己本事做到了斯图加特市长，母子俩的生活才算安稳下来。
很多人都觉得，隆美尔最后的选择，是“牺牲小我，成全家人”，其实说白了，他就是在用自己的死，换家人的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