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一汉奸审问地下党，拷打一半时忽发现，对方竟是自家亲戚

1939年，抗战那会儿，一个汉奸正拷问一个地下党同志，拷得正起劲，结果对方一句话，把他惊得当场愣住了。

原来，这“共党”竟是他自家亲戚！

可问题是，那可是抗日时期，敌我分明的年代。

那么，这汉奸到底会怎么做？这名地下党又怎么样了？

传递情报

1939年，伪军的审讯室里，一名地下党正在被严刑拷打。

他的双手被吊在横梁上，肩膀火辣辣地疼，是被鞭子抽的。

他的唇角也已经渗出血丝，拷问的汉奸则依旧在一遍一遍地问着：

“说，和你接头的是谁，情报是什么？”

这名被严刑拷打的地下党名叫陈子良，这一年，他刚从延安抗大毕业，同时，这也是他毕业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

任务只有一纸指令和一句简短的叮嘱：“把东西交到赵集前线的李团长手中。”

文件的内容他不清楚，也不该知道，但他知道，这是情报，是决定数百条甚至上千条生命走向的密报。

而他要做的，就是把它送过去，无论用什么方式。

天还未亮，他就按照接头指令在一座破庙后的小树林里见到了比他年长的王萌林。

王萌林穿着一件褪了色的黑褂子，脚上的草鞋满是补丁，一只手扶着一辆破旧的独轮车，车上盖着麻布，露出几缕大蒜的尾巴。

他朝陈子良一摆头，没有说一句废话，直接塞给他一件破棉背心：

“穿上，脱了你那身干净衣裳，你那书生脸，一看就是没下过地。”

陈子良有些不自在，但还是听话地脱下了自己的棉军装，把背心往身上一套。

他们开始上路了，两人一前一后，始终保持着七八步的距离。

王萌林推车走在前头，像个普通的乡下货郎；陈子良则假装是在赶路的村民，手里抓着几根从路边折下的柴枝，不时东张西望几眼，像是第一次进城的新手。

大蒜，就是他们的掩护。

没有人会想到，在蒜瓣之间，藏着一张被油纸封裹得严严实实的纸条，上面记录的是敌占区兵力调动和弹药分布的核心情报。

为了这份情报，已有三个同志牺牲在前往赵集的途中，而现在，这个重担落在了他们肩上。

第一道关卡设在驿道的三岔口，由伪军和几个日军把守。

这一次，他们顺利通过，过了关口后，两人没有立即汇合，依然保持距离。

就这样，他们一边走一边躲避路上巡逻的日伪军，有时候要绕远路避开密集村庄，有时候甚至要趁夜借宿在柴房或祠堂里。

终于，在第五天中午，他们来到了花园庙关卡前，这是出县的最后一道关，也是最严的一道。

据点设在旧庙里，庙门外有两道岗哨，一侧还有临时搭建的炮楼，三个伪军正趴在上头打瞌睡，但枪却实打实地对着进出口。

他们不敢大意，依旧故技重施，前后错开距离，低头往前走。

王萌林顺利地将车推到关卡前，还笑着朝守卫递了两瓣蒜，说是让他们驱风散寒。

伪军接过蒜头，皱着眉嫌弃地骂了句“穷鬼”，却没有多问，让他过去了。

突遭拦截

陈子良心中一喜，以为也能顺利蒙混过去，哪知正当他快要走出关口时，一声呵斥响起：

“站住！”

陈子良停住脚步，不敢抬头，只听那人问：“就你这鬼鬼祟祟的样子，一看就是密探，跟我走！”

陈子良想开口辩解：“我是良民，我是来卖蒜的……”

可这一切，在那个看似粗鲁实则狡诈的汉奸眼中，只不过是惯用的掩饰。

“少废话！鬼鬼祟祟盯着茶摊看什么？是不是接头？”

王萌林坐在不远处的茶摊前，手握粗瓷茶碗，心里“咯噔”一沉。

抓人的那群人，是附近远近闻名的“刘队”的伪军班底。

刘德山，那个曾在黄水窝抢鸡打狗的小泼皮，如今摇身一变成了花园庙据点的队长，最擅长的就是在百姓中寻找“蛛丝马迹”，用酷刑将人撬开。

没人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总之，被他抓进关卡的，大多没能走出来。

而陈子良很快被两个伪军拽着胳膊，一左一右地架起往庙门里拖，但他没再回头看，他不能让王萌林也被怀疑。

王萌林一样不能动，不能喊，也不能追，他知道，只要自己有任何异样动作，这趟任务就算彻底失败。

同时，他开始迅速回想，他们路上每一个细节，有没有露出破绽？有没有遗漏？有没有让人起疑的动作？

他们的对话，他的装扮，他与陈子良的距离……都没问题，一切都像是演练过千百遍的那样。

不，是这孩子的眼神泄露了秘密。

王萌林长叹一口气，他知道，陈子良毕竟是第一次出任务。

他自己当年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也是在这么一座关卡前差点暴露，被枪托打得满脸是血。

而更糟糕的是，密信还在车上。

那封藏在蒜瓣中的机密，是此行的核心，是所有牺牲都必须值得的保障。

想了又想，等了又等，还是不见人出来，王萌林痛苦地握紧了拳，知道自己该做决定了。

他不能崩溃，因为活下来的人，必须把死去的希望延续下去。

于是，他起身推着车，沿着左边那条通向北口的小道继续前行。

竟然是亲戚

审讯室里，审讯还在继续，彼时，汉奸已绕着陈子良走了三圈：

“你这样的细皮嫩肉，是不是才从延安回来？这身骨头，看上去最多撑三轮。”

说完话，又是一鞭子就抽了上去，狠狠落在陈子良背上。

陈子良咬牙没吭，他知道，第一声不能出，出了声，就全露了底。

“说！你是哪个团的？带了什么信？”汉奸逼近一步：“老实交代，我们还能让你少受点罪！”

陈子良喘着粗气，牙关咬得咯咯作响，他知道，他们其实根本没有证据，只是在赌，在诈。

他越快松口，他们越轻松，但如果自己真的撑不住说了，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说了，我不是密探，我是黄水窝的……百姓……赶集来卖蒜的……家里还有老娘……我就是个庄稼人。”

“黄水窝？”汉奸脚步停了一下。

接着，他叫屋里另外两名伪军退开些，又向前几步，站在陈子良面前，瞪着他，“你是黄水窝哪个村头的？”

陈子良心头一紧，他知道机会来了，也知道，不能胡说。

“我是西头的，陈家沟那片，我们家几代都住那儿的，我从小就在沟里捞鱼，种地……长官，您打听打听，陈家沟的陈家公，大家都认识。”

话音一落，汉奸脸色骤变：“陈家公？”

“是啊，他家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冬天枣不落，村里人都去偷吃，我小时候挨过他不少打……”

汉奸沉默了，接着又问：“你……是陈家公的谁？”

“我是他外甥，真是的……长官，我真不是密探，我就是个苦命人。”

汉奸的眼神在他脸上扫了几遍，忽然回头对另一个伪军吼了句：“给他松绑！”

松绑后，汉奸说“……既然是自家亲戚，就别这么见外，陈家公那是我三叔，既然你是他表外甥，那也算半个亲戚。”

就这样，汉奸将陈子良放了，让他走，出去也别说认识他。

再度重逢

出来后，陈子良踉跄着先去了自己被抓的地方，看王萌林还在不在那儿。

得知他已经走后，又跟着他走的方向一路追，一路寻，最终在第二天临近中午，在一片高粱地边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两人对视几秒，王萌林忽地伸出拳头，狠狠砸了陈子良胸口一下，力道不轻。

陈子良吃痛地咧了咧嘴，却没闪躲，反而眼眶发热。

接下来，他们默契地拉开距离，再度伪装成兄弟模样，一个推车，一个负担，在蜿蜒的山路间交替前进。

期间，陈子良也将自己被抓后的遭遇如实相告。

这一段路，比之前更为凶险。

他们遇到两个小哨卡，差点暴露行踪，又一次在夜里被日本巡逻队堵在破庙中，二人趁巡逻兵打盹才悄悄翻墙而出。

连续两夜未眠，加上陈子良尚未恢复的体力，让他几次几乎昏倒。

可只要一想起那封密信还在蒜瓣里，离首长的手还差最后几十里，他便强打精神，继续跟着王萌林往前走。

到达赵集的那天，他们躲过最后一处封锁，绕行一片山林，终于远远看到了前线部队的驻地旗号。

抵达前，他们按照约定将蒜车藏于路旁密林中，把情报取出藏入衣内，再徒步进入指挥部大院。

警卫起初拦住了他们，直到王萌林拿出暗号，与来人核对后才被带入大院。

几位首长正在作战图前研判局势，当情报呈上，展开那张早已吸饱大蒜气味的油纸，整张图纸上详细标记着敌军阵地、兵力、补给线……

看完之后，带队首长说情报太及时了。

那夜，陈子良和王萌林在赵集小院临时搭的席棚下吃了顿热饭。

王萌林坐在他对面，夹了一筷子菜，说：“别得意，下次你再露怯，我可救不了你。”

陈子良笑着点头，低头扒饭，眼里却悄然湿润。

后来很多年，他经历了无数次传送任务，穿越更多封锁线与生死边界。

但唯有这一次，这段在花园庙据点里与生死只差一线、靠机敏与运气逃出生天的经历，成了他心头最深的烙印。

抗战年代，每一位地下交通员，不只是奔走在路上的“无名者”，更是用生命丈量民族希望的“桥梁”。

陈子良在生死关口的一场机变，表面看似偶然，实则是他对使命的执着与机智的磨练，是无数抗战战士共同特质的缩影。

历史不会说谎，时间也不会忘记，致敬，那些将国家扛在肩上的无名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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