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7位开国上将中，有九位上将没有经历长征，他们是谁？

“1955年9月27日，授衔典礼就要开始，你听说了吗？”警卫员压低嗓子问。将星云集的那天，人民大会堂里人声并不嘈杂，更多是压抑不住的激动。就在那面鲜红的国旗前，57枚金光闪闪的上将军衔等待归属。外界普遍以为：能跻身上将行列者，必定跨过雪山草地，踩过二万五千里。其实不然，有九位上将的军旅足迹与长征并未重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缺席”？原因并不复杂：一部分人曾在国民党阵营任高职，时机成熟后带兵起义；一部分人扎根边陲或敌后独当一面，未曾汇入中央红军的主力；还有人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本就处在长征终点区域。纵然行程不同，但他们在抗日、解放战争乃至建国后的贡献同样亮眼。

先看三位起义将领。陈明仁原是中央军第88师师长，湖南会战中声名鹊起。1949年8月，他在长沙宣布起义，一夜间稳定湖南大局，整个华中战场少打硬仗，为解放军南下节约了宝贵时间。董其武，晋绥军第35军218旅旅长出身，转折点是包头起义。彼时傅作义集团已摇摇欲坠，董其武迅速接通北平和解放区的联络，“宁让子弟兵埋骨故乡，也不跟蒋介石作无谓牺牲”，一声决断保住了蒙西大片城镇。陶峙岳的故事更带些传奇，他掌握着国军第八师和新疆地方武装，1949年9月带十余万人横跨天山归队，西北战线无须再经历拉锯。三人虽然没走过长征，却在解放战争的收官阶段立下速胜之功。

东北军出身的吕正操属于另一条轨迹。1931年“九一八”后，他追随张学良赴陕甘，西安事变期间与中共代表频繁接触，觉悟悄然萌芽。抗战全面爆发，吕正操干脆脱离国民党序列，在冀中平原拉起三万余人的抗日游击大军，敌后交通线被他搅得天翻地覆。多数中央红军正在陕北休整时，冀中已经成为华北敌后根据地的中枢。长征没有他的身影，但华北抗战一线却遍布他的足迹。

乌兰夫更具地域特色。1925年即加入共产党，可他的舞台始终在内蒙古草原。长征进行时，乌兰夫受命发动骑兵游击，串联部落首领，宣传民族自治。1936年，他在百灵庙组织起千余人的抗日先遣队，枪匹马的作战半径动辄数百公里。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他出任主席。草原辽阔，交通松散，没有坚定的地方号召力，长征主力无法立足北疆，而乌兰夫恰补上了这块短板。

说到陕北红军代表阎红彦，很多人想到那个被炮火撕裂的洛川城。1934年中央红军刚出发，他便在陕北接替刘志丹指挥红28军。陕北根据地虽小，却正好成了长征终点的缓冲带。阎红彦与王家坪的毛泽东对接后，将有限兵力铺开到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让追击而来的胡宗南屡屡吃瘪。有意思的是，1955年授衔前夕，另一个陕北悍将贺晋年因故落选，阎红彦便成为陕北红军在上将序列中的“独苗”。

再看三位“南方三年游击”名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突围后，闽东独立师政委叶飞主动请缨留下。他把部队分成六七个小股，日伏夜动，游击范围从温州到福州，整整三年。“白天插着敌伪旗，晚上挂起红旗”，老区群众这样回忆他。钟期光与傅秋涛的16师则在湘鄂赣大山里打圈圈。许多地方军阀不敢轻易露头，一露头就被打一枪换个地方的红军袭掉据点。游击战养成他们特有的灵活风格，后来在东北与华南战场屡屡见效。

这九位将领有的起步极早，有的半路转向，但都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军衔评定严格参照战功、资历与职务，长征经历不在硬指标之列。中央深知：革命胜利是一张拼图，缺了任何一块都不完整。高原骑兵、草原政权、华北铁军、晋绥起义、南疆归队，各条战线汇聚才形成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直至1949年国旗升起的“最终合成”。

值得一提的是，本来与九位同属“未走长征”序列的还有张爱萍等人，不过1955年他仅授中将。等级差异背后反映的不是对个人能力的看法，而是当时的干部配比。上将主要来自正兵团级及以上首长，张爱萍那时位置稍低，自然落在中将栏里。制度设计看似冷冰冰，却和战争年代“能征惯战”的口碑一样重要。

试想一下，假如没有董其武在包头送出的那封起义通电，西北野战军至少要走一场硬仗；如果闽东没有叶飞的火种，福建的登陆作战不会那么顺利；乌兰夫若未在草原推动民族自决，边疆政策就可能推迟数年落地。因此，长征固然是一段震撼人心的史诗，但绝不能把它当成衡量将领功绩的唯一尺子。

很多史学研究把这九位将领概括为“外围战线的支撑者”。他们或许没在大渡河铁索桥上冲锋，却在另外的战场死死牵制了敌人；或许没在雪山草地中跋涉，却同样用血肉之躯换来战略全局的主动。人民军队的传统之一就是尊重多样化的贡献方式，这一点在1955年的星光大典中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

长征是中央红军的背水一战，九位上将的故事则提示：红军之外还有千军万马在拼命。只有把这些线索并列，才能读懂新中国的来路。对于熟悉那段历史的中年读者而言，补上这九个人的履历，也许会让“长征=所有功臣”的固有印象产生裂缝，而裂缝之后，是一幅更加立体的革命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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