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聊两汉：汉代是如何做外贸的

两千年前的汉代，中原王朝以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为核心。

通过陆上与海上两条纵横交错的商道，编织出连接亚欧大陆与东南亚海域的贸易网络。

这种跨越国界的物资交换，既不是简单的物物交换，也非单一的官方往来。

而是一套融合了政治谋略、商业智慧与技术创新的复杂交易体系。

汉代中外交易的兴起，首先依托于两条核心商道的开辟与成熟。

陆上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阳关。

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城邦，向西抵达大宛、康居、安息等国，最终延伸至大秦（古罗马）。

与陆上通道形成互补的是海上丝绸之路，其始发港以广西合浦为核心，《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了这条航线的走向。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

这条航线借助季风与洋流，连接起东南亚、南亚乃至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成为汉代 “海外购” 的重要通道。

商道的开辟催生了多元的交易形式，其中民间商人主导的跨境贩运构成了贸易的基础。

这些商人多为中原的行商与西域的 “胡商”，他们以 “逐利” 为核心，发展出一套灵活的交易策略。

最普遍的是即时性的以物易物。

中原的丝绸、锦缎、铁器在西域供不应求，而西域的良马、胡麻、玉石又深受中原贵族喜爱。

为了追求更高利润，商人还发明了 “中转套利” 的模式：

将蜀地出产的 “黄润细布” 运往于阗换取和田玉，再转卖给安息商人换得香料，最后携香料返回长安，通过三次倒手实现利润最大化。

胡商在汉代中外交易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他们不仅带来了异域商品，更引入了先进的商业管理制度，比如 “萨保” 制度。

商队首领既是军事指挥官，负责抵御沙漠中的盗匪与野兽，又是财务总监，详细记录每一笔开支。

敦煌出土的粟特文信札中，甚至有 “给向导买酒半斗耗钱五十” 的精细记账，足见其管理之严格。

胡商的活跃还催生了 “双语交易” 的场景，在楼兰、于阗等绿洲城邦，中原商人用简单的西域语言议价。

胡商则能辨识汉字契约，这种跨文化的商业互动，成为汉代贸易的鲜明特色。

与民间贸易的逐利性不同，官方主导的 “朝贡贸易” 更具政治色彩，却暗藏着深刻的经济逻辑。

这种交易以 “贡 — 赐” 为核心形式：

外国使节携带本国特产入朝进贡，汉朝皇帝则以远超贡品价值的财物回赠，形成 “厚往薄来” 的惯例。

《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宣帝时期，呼韩邪单于亲赴长安朝觐。

朝廷回赠 “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

这种大规模赏赐看似是政治恩惠，实则是通过经济手段巩固边疆稳定。

对于西域诸国，汉朝更将朝贡与政治隶属关系绑定，龟兹王派弟入长安为质，大宛王接受汉式册封，这些政治行为都以朝贡贸易为纽带。

值得注意的是，朝贡贸易并非纯粹的 “官方行为”，使团成员常借公务之名从事私人交易。

悬泉汉简记载 “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 的使团中，大量成员携带丝绸、玉器私下售卖，这种 “半官半民” 的模式，让朝廷既收获了政治权威，又分享了贸易利润。

交易的开展离不开货币与结算工具的支撑，汉代形成了 “黄金为主、杂缯为辅、铜钱补充” 的跨境支付体系。

支撑起规模化中外交易，离不开汉代成熟的物流与保障体系。

陆上商队多由骆驼、马匹组成，每支商队配备向导、护卫与工匠，沿途依托烽燧与驿站获得补给。

汉朝政府在轮台、渠犁等地设烽燧，既为商队提供军事保护，又征收 5% 的关税。

海上贸易则发展出极具智慧的 “分段式物流”。

因绕行马六甲海峡风险极高，商人在抵达谌离国（今泰国克拉地峡东侧）后便卸货上岸。

然后步行十余日至夫甘都卢国（今泰国克拉地峡西侧），再借用当地商船继续航行。

这种中转模式不仅降低了航行风险，更促进了沿途国家的物资互补 。

汉代商人从东南亚获取胡椒、象牙。

当地则得到中原的铜镜、陶瓮，广西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展出的羽纹铜凤灯，其原型器物便曾通过这种方式传播至东南亚。

交易的深入还催生了 “定制化” 的贸易形态，体现出汉代中外经济互动的精细化。

合浦汉墓出土的湖蓝色玻璃杯，器身装饰着中原人喜爱的弦纹，考古学者推测这是汉代版 “私人定制”。

更具说服力的是印度阿里卡梅度遗址发现的肉红石髓耳珰，其样式与两广汉墓出土的典型器物高度一致，显然是按照中国客户的需求在印度加工制作的。

这种 “以销定产” 的模式，说明汉代的中外贸易已超越简单的商品交换，形成了跨区域的产业链协作。

中原的手工业者也会根据海外需求调整产品，比如铜镜上除了吉祥用语，还出现了 “某某作镜真大好” 的广告语。

这些带着 “移动广告牌” 的铜镜随船出海，既满足了实用需求，又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

从张骞手持汉节穿越匈奴的那一刻起，汉代的中外交易就超越了经济范畴，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纽带。

黄金与丝绸的流动，不仅改变了中原与西域的物资结构，更让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产生了深度对话。

合浦港的 “分段物流” 与粟特商队的 “中转套利”，展现了古人的商业智慧。

朝贡贸易的 “厚往薄来” 与民间交易的 “逐利而为”，构成了汉代对外经济关系的双重底色。

两千年后，当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的玻璃碗与悬泉汉简的文字相互印证时，我们依然能清晰地看到：

汉代的中外交易，从来不是简单的 “买与卖”，而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