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001号律师证，为何成了卖国贼的耻辱柱？

民国肇建，全国首张律师证的持有者，是曹汝霖。这张编号“第001号”的文书，本应象征一个职业的新生——律师，终于挣脱旧时代“讼师”的污名，以法律为圭臬、以人权为使命，正式登上现代中国的舞台。

然而命运的讽刺，总来得猝不及防。这位“民国第一律师”，最终未能跻身职业先驱的行列，反以“卖国贼”之名，被钉在民族记忆的耻辱柱上。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时，曾以旧式权力者的傲慢劝他弃律从政：“你何必做律师？这行当，不就是从前的‘讼师’么？”
彼时，律师制度刚从西方法治土壤移植而来，在多数国人眼中仍是异类。人们仍习惯以旧眼光打量，视律师为巧言善辩、替人争利的“市侩之徒”。
曹汝霖当时的回答，掷地有声：“律师与讼师，天差地别。律师依法律立身，以维护人权为天职；讼师则曲事实牟利，于道义无涉。”
这一问一答，恰如民国法治史上的星点火花。它照见了新旧观念的鸿沟，也映出新一代法律人捍卫职业尊严的志气——曹汝霖的辩白，不止是为律师正名，更是对“近代公民权”的早期呼唤。
然而中国的历史，常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急转。
1913年，北洋政府初建，权力真空催生了“政途捷径”。袁世凯为巩固统治，大肆拉拢留洋背景、懂法知外的人才。曹汝霖的日本法政大学履历，成了他进入权力核心的“敲门砖”。彼时律师业尚处草莽，一场官司酬劳不过数十银元，而总长级官员月薪高达两千银元，更握有任免、签约的实权。
理念的嫩芽，终究难敌权位的诱惑。曹汝霖弃法从政，跻身北洋中枢，历任交通总长、外交总长，手握权柄。

1915年，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筹码，逼迫签署《二十一条》。作为外交核心人物的曹汝霖，明知条款丧权辱国，却以“顾全大局”为由落笔；1919年巴黎和会，他又因北洋政府“亲日”立场，公开为日本攫取山东权益站台，拒绝在抗议书上签字。
五四运动的怒火，最终烧向了他——学生们高喊“打倒曹汝霖”，一把火烧了北京赵家楼的曹宅。
那场火，烧塌了一个政客的仕途，也焚毁了“第001号律师证”的所有象征意义。他曾誓言“维护人权”，却在国家主权与人权被践踏时沉默；他曾辩驳律师“依法律立身”，却在权力面前让法律沦为装饰。
自此，中国律师制度便在政治漩涡中颠沛：时而被斥为“投机讼师”，时而被打成“资产阶级法权的傀儡”。法律人的理想，在历史的断裂带里，浮沉难定，无处扎根。
回望曹汝霖的一生，唯余一声叹息：
若他能抵住1913年那波“从政潮”，守住那句“依法律、护人权”的初心，或许会成为中国律师职业的精神图腾，而非民族公愤的靶心。
他本可成为“中国的西塞罗”，却甘愿做权力的传声筒。
历史最终留下的，不是“第001号律师”的荣光，而是一道刺骨的讽刺：
在一个法律未独立、正义需依附权力的时代，即便最懂“人权”二字的人，也会在利益与权位的诱惑下，沦为权力的附庸。
后记
今日重读这段往事，不为追念一个人的功过，只为叩问当下：
律师的价值，从不在法律条文的堆砌，而在权力的阴影下、在利益的诱惑前，是否仍能守住那句跨越百年的誓言——
“律师依据法律，以维护人权为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