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3婴抓4人后反被拘3小时？上官正义希望追责，通报藏着两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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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说我举报属实，可谁来管我被扣留的3小时？”2025年11月2日，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的发声戳中全网痛点。

前一天，他卧底数日举报湖南怀化贩婴线索，现场协助解救1名婴儿、抓获2名嫌疑人，却被当地派出所扣留3小时，手机遭没收，上厕所都有人监视。

尽管次日警方通报确认“举报属实，已解救3名婴儿、抓获4人”，却对他的遭遇只字未提，且通报发出后再无任何单位联系核实。

11月1日中午12时，上官正义带着卧底掌握的线索报警——人贩子袁某通过小红书物色买家，以低价收购婴儿后8万元转手，还能伪造出生证明洗白身份。

报警后，警方迅速出警控制两名嫌疑人，当场解救1名婴儿，本是一场成功的打拐行动。

转折点发生在派出所内。

城南派出所所长突然提出，上官正义的卧底举报属于“钓鱼执法”，认定其“违法”，当场没收他两部手机，安排专人看管。

从下午2点到6点左右，3个多小时里，警方未向他了解任何案件细节，仅限制其自由，连如厕都有人跟随。

期间怀化市公安局宣传科科长曾提议归还手机，却被鹤城分局一名田姓领导拒绝，直到傍晚才放行。

离开前，上官正义才主动交出举报材料，而此时已有副局长赶来询问案情。

11月2日下午，鹤城公安通报案件进展，明确“举报情况基本属实”，但对扣留举报人、没收手机等情节只字未提，仅以“将开展全面调查”收尾。

而截至上官正义发声时，湖南方面无任何单位联系他核实相关情况，这让他公开提出“依法追责”的诉求。

这场风波的核心，早已超越单一案件的侦破，三个问题直指公权力运行的关键痛点。

第一，举报者为何成了“被看管者”？执法边界在哪

“我是举报人，不是犯罪嫌疑人。”上官正义的这句控诉，道出了事件的关键矛盾。

我国法律明确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即便需要配合调查，也应遵循法定程序，而非采取“扣留看管”的强制手段。

从通报与当事人陈述的对比看，警方的行为存在明显瑕疵。

首先，“钓鱼执法”的定性缺乏依据，上官正义作为打拐志愿者，未主动引诱他人犯罪，仅是收集已存在的犯罪线索，属于合法举报范畴。

其次，没收手机、限制自由3小时，已超出“配合调查”的合理限度，且期间未履行询问案情、制作笔录等法定程序，实质构成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法律专家指出，即便举报人需协助调查，警方也应明确告知权利义务，而非采取类似管控嫌疑人的方式。

第二，通报“避重就轻”，如何让举报人敢说话？

“通报只说破案，不说对举报人的不当对待，这是回避问题。”网友的质疑切中要害。

警方通报本应是信息公开的重要渠道，却对举报人遭遇的核心争议点缄口不言，仅用“全面调查”模糊回应，难免引发公众对“内部护短”的猜测。

更关键的是，通报后的“零联系”进一步消耗信任。

上官正义作为事件亲历者，掌握扣留过程的关键细节，却未收到任何核实询问，所谓的“全面调查”沦为一句空泛表态。

打拐工作本就依赖群众举报与志愿者协助，若举报者不仅得不到感谢，反而可能遭遇不当对待，且诉求无人回应，只会让更多人因“怕惹麻烦”选择沉默，最终导致犯罪线索隐匿，更多受害者陷入深渊，此前多地打拐案例已证明，保护好举报人，就是为打拐工作保留重要力量。

第三，讨的不是说法，是举报者的“安全底线”

“我只要依法追责，不是报复谁。”上官正义的诉求，本质是为所有举报人争取安全保障。

他的遭遇并非个例，现实中不少举报人曾面临被泄露身份、遭遇刁难等问题，而此次警方作为执法机关，竟对举报人采取不当限制措施，更具警示意义。

公众支持追责，并非否定警方侦破贩婴案的功绩，而是坚持“功过不能相抵”的原则。

侦破案件是警方的法定职责，而尊重和保护举报人，同样是法律赋予的义务。

若对扣留举报人的行为不追责，就可能形成“破案有功即可忽视程序”的错误导向，未来可能有更多举报者面临类似困境。

法律的尊严不仅体现在打击犯罪上，更体现在规范执法行为、保护公民权利上。

目前，3名被解救的婴儿已得到妥善安置，4名嫌疑人被依法控制，贩婴案的侦破值得肯定，但是，上官正义的遭遇尚未得到回应，这场“打拐有功反受困”的后续，更考验当地的法治态度。

打拐，是一场需要全社会参与的持久战，而举报人就是最前沿的“探照灯”，保护好举报人，就是照亮更多犯罪的黑暗角落，希望湖南方面能真正落实“全面调查”，对扣留举报人的行为作出明确回应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