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资历比7位元帅还老，精通多国语言，建议毛主席尽快搞航空工业

【1951年初，北京中南海】“主席，再晚一步，天上的阵地就全让别人占了。”何长工神情坚定，话音未落，屋里几位参会的部长全被这句话震得说不出话来。距开国才两年，朝鲜战场上的美军轰炸机已经让志愿军付出沉重代价，空中劣势摆在面前，谁都明白，可真把“先上航空工业”提到议程上，依旧像在刀尖跳舞。

把时间拨回三十年前，一个湘中山村少年刚翻过私塾最后一页《四书》，就扛着行李闯进长沙。父母卖田卖屋，只想让长工多读几本洋书，他没辜负这份赌注：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专业毕业，又赶上五四风潮，火车直上上海、轮船漂到马赛。那时的法国街头，工人游行一波接一波，他边端盘子边学法语，很快结识周恩来、李富春等人，1922年在巴黎正式宣誓入党。入党名册摊开一看，他的登记号比林彪、刘伯承、叶剑英他们还靠前，连彭德怀也得喊他一声“老同志”。

回国后，国共合作的北伐喊得震天响，何长工在炮火缝隙里干过团长、当过军长，后来索性被调去办学校。红军大学、抗大，他一干就是十四年，教材自己编，枪械自己拆，再紧张也要熬夜教学员画爆炸原理图。抗战末期，东北军工缺技术干部，上面一拍脑门想起这位机械科班出身的“教书匠”，于是把他空投到白山黑水。人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枪炮声隆隆，其实后勤仓库里四分之一炮弹都掺着何长工批过的“合格”字样。

1949年，中央把重工业摁在第一序列，他被任命为重工业部副部长。厂房破、机器旧，原材料靠苏联赊账，好多干部心里发虚。可何长工偏不守成规，他频繁提到一个词——航空工业。“地上跑得再快，管不了天上。”会场里一片咳嗽声，有人小声嘀咕：“孩子还不会走就想飞，真敢想。”轮到表态时，陈云皱眉，李富春叹气，谁都知道钱袋子瘪得可怜。何长工索性把话挑明：“路子难走，但咱们不先跨出这一步，永远被人卡脖子。我去莫斯科谈，一分钱不多花。”

毛主席被这份决心打动：“这一炮打得好，该抓就抓！”一句话拍板，争论仍未停歇。周总理补充了操作思路：“先修理、再制造、后设计，自下而上攀坡。”方针确定，谈判代表名单很快敲定：团长何长工，副团长张霖之，再加几十名技术骨干。火车从北京一路北上，十八天后抵达莫斯科郊外库斯科沃招待所。苏方原本只愿意提供维修图纸，何长工见缝插针，俄语、法语轮番上阵，连翻译都被他抢了活。对方代表一度皱眉：“你们真敢直接建厂？”他微微一笑：“中国市场够大，未来飞机总得卖。”僵局就这么被撼动。

最终，苏联同意提供米格-15、伊尔-28的整机组装线和上百名专家，同时允许中国学员进入阿尔玛兹设计局见习。文件签字那一刻，他握住钢笔，手指用力得青筋暴起。回国后，沈阳112厂临时挂牌“航空工业局”，何长工兼任局长。厂房原来是日本人留下的残破机库，窗户糊着报纸，设备七拼八凑，连测量工具都靠学员手磨。有人暗中打赌：“三个月撑不过去。”偏偏两个月后，第一架米格-15完成总装，垂尾上喷了醒目的红五星，试飞成功。沈阳上空响起发动机的尖啸，旁听的部队指挥员感慨：“这声浪，真提气！”

表面风光背后其实艰难：铝材靠包头紧急送货，液压油只能用国产替代品勉强糊弄，技工加班到凌晨常在车床旁打盹。何长工习惯在夜里巡厂，磨到谁的工位前就拍肩说一句：“别急，今天熬过去，明天就顺。”那股子硬撑劲儿，靠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一口气——不愿再被炸弹阴影笼罩的气。

1956年，沈阳制造的第一架自装米格-15比原机减重近60公斤，专家验收合格；同年，中国航空工业部前身——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他依旧担任一把手。有人回头想起当年会议室里的冷嘲热讽，脸色微红，却也服气：要不是这位“老资格”咬牙顶了风险，国产喷气式战机的起点还得往后拖。

何长工后来转入监察机关，再未高调露面，但沈阳、成都、西安三大航空城陆续立起，他的名字常被年轻工程师挂在嘴边。“如果何老当初没拍桌子，我们还得跪着要零件。”这句车间流传的话，未必恰当，却道出了真心。

回看他的履历，前有留法勤工俭学，后有重工业奠基；既在课堂教过兵，又在车间督过产；两袖清风，却敢把“航空梦”写进国家计划。资历的确比七位元帅还老，不过他更在意的，是让中华天空里响起自家发动机的轰鸣声——那声音，一次次把敌机逼退，也让后来者知道：敢想、敢干，就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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