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她俩借住在郭大妈家，演绎了一段令人泪下的感人故事

1968年12月份，初中毕业的张翠红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火车离开了北京，他们要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历时一天一夜，满载北京知青的火车停靠在了山西省运城地区的水头车站，大家在水头车站下车，然后乘坐汽车继续前行。最终，张翠红他们九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牛家洼五队插队落户，五队的刘队长安排他们临时借住在老乡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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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翠红和王玉英被安排在社员郭大妈家借住，郭大妈家有两土窑洞，一孔自己住，另一孔收拾出来给她俩俩。窑洞不大，一铺土炕占据了土窑的一半空间，土炕上铺着干净的炕席，脚地靠墙的地方摆着一条长凳。窑里虽然简陋，却打扫得干干净净。郭大妈四十五、六岁的年纪，头发花白，脸上刻满风霜侵蚀的痕迹，眼神却格外温和。

家里来了北京知青，郭大妈很热情，她笑着招呼张翠红和王玉英：“你俩累坏了吧，快到窑里歇歇脚，窑里暖和。”她接过两人的行李，放在那条长凳上，又忙着倒热水，还一个劲往灶膛里添柴，锅里冒着热气，发出滋滋的声响，窑洞里暖洋洋的。

后来张翠红和王玉英才知道，郭大妈早年丧夫，是她独自一人把儿子郭大川拉扯大，母子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生活充满了艰辛。

郭大川那年二十二岁，身材高大，皮肤是常年劳作晒出的古铜色，话不多，总是低着头干活。因为家里穷生活不如意，再加上又没人当家主事，眼看同村的同龄人都成了家，他还没找上对象。

当时郭大川夜里在队里的牲口棚打更，正好不在家住，倒省了不少尴尬。要是一个大男子在家住，张翠红和王玉英两名女生在他家借住，还真就不太方便。

郭大妈是个淳朴善良的人，北京知青在她家借住，她非常高兴，逢人就说：“我也有闺女了，一下子就来了两个，这下我算是儿女双全哩。”郭大妈对两名女知青特别疼爱，尽管她家生活不富裕，可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拿出来给张翠红和王玉英吃，不让她俩烧火做饭，也不让她俩刷锅洗碗，顿顿都吃现成饭，她俩发自内心地感激郭大妈，心里也踏实了不少。

刚到郭大妈家借住时，张翠红和王玉英每次碰到郭大川都格外局促。早上郭大川从牲口棚回来，她俩就红着脸转转头，不敢跟郭大川打招呼。郭大川也很局促，看到她俩脸就红，只是憨厚地笑一笑，也不知道说啥好。

一天早晨，张翠红挑起水桶要去挑水，郭大妈赶紧拦住她说：“你可不敢去挑水，水井深着哩。等一会你大川哥回来，让他去挑水。”“大妈，我和玉英想洗洗衣服。”张翠红红着脸说。“你大川哥一会就回来哩，等一下，让他去挑水就是，洗多少衣裳都不怕。”郭大妈说着，硬是抢下了张翠红挑在肩膀上的担子。

就在这时，郭大川回来了，他一句话也没说，挑起水桶就出去了，挑满了水瓮，又存下了两桶水，然后红着脸说：“你俩洗多少衣裳都不怕，水不够我再去挑，你俩可不敢去挑水，井台上冻冰了，滑得很。”那是郭大川第一次跟张翠红她俩说话。

从那以后，张翠红她俩渐渐放下了拘谨，遇到事情也会主动喊“大川哥”，郭大川总是有求必应，待她俩就像亲妹妹一样。

开春后，春耕春播的活儿开始了。每天吃罢早饭，刘队长就会在村口扯着嗓子喊大伙出工劳动，张翠红和王玉英跟着社员们一起下地劳动，挑粪抓粪，拉犁翻地，弯着腰播种，啥活都干。运城山区春天风大，黄沙卷着尘土扑在脸上，疼得睁不开眼。干一天农活，腰酸背痛，手上磨出了血泡，晚上躺在土炕上，浑身都疼。

好在每次收工回到郭大妈家，窑洞里都飘着饭菜香，郭大妈总会提前把热乎乎的饭菜端上桌，有发面馍、小米粥，有咸菜辣子酱，偶尔还能吃上煎鸡蛋。“每天吃罢晚饭，郭大妈还会端来温水，让她俩泡泡脚。

农村的生活艰苦又单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天天重复着繁重的生产劳动，真得很辛苦。但因为有郭大妈和郭大川的照顾，张翠红和王玉英心里总是暖暖的。她们也学着帮郭大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郭大妈烧火时，她俩就帮着抱柴；郭大川修农具时，她们就帮着递工具；闲下来的时候，她俩还会教郭大妈和郭大川认字，给他们讲北京城里的生活故事。

有一天傍晚，张翠红她俩收工回来刚走进院子，就听到一个妇女的声音：“婶子，你看住在你家的这两个北京女子多俊呀，又识字又能干，你选一个给俺大川兄弟做媳妇嘛，省的到处托媒给俺兄弟介绍对象。”张翠红和王玉英的脚步一下子停住了，脸瞬间红到了耳根，躲在墙角不敢进去。

只听郭大妈连忙说道：“她嫂子，这话可不能乱说！人家是北京来的知青，以后是要回去的，大川又不识字，家里条件又差，咋配得上人家？我喜欢这俩娃娃是真的，她们能叫我一声大妈，我就知足了，可不敢有旁的想法。”那妇女还想说些什么，被郭大妈几句话岔开了。等那妇女走后，张翠红和王玉英才低着头走进土窑，郭大妈像没事人一样，笑着喊她俩吃饭。她俩心里都清楚，大川哥虽然不好找对象，可淳朴善良的郭大妈从未往这方面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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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大半年，队里的知青点终于建好了，是四孔崭新的土窑洞，九名北京知青终于可以住在一起了。搬家那天，郭大妈早早地就起来做了早饭，还给她俩一人煮了两个鸡蛋。“娃娃，到了知青点，要自己做饭了，别饿着自己，缺啥少啥就回来拿，这儿永远是你俩的家。”郭大大川帮她俩挑着行李，郭大妈拉着她俩的手，一遍遍地叮嘱。张翠红和王玉英看着郭大妈泛红的眼眶，心里酸酸的，不住地点头。

搬到知青点后，郭大妈经常过来看望张翠红和王玉英。有时候给她俩送几个煮鸡蛋，有时候送几块煮熟的红薯，有时候只是过来坐一会儿，问问她俩的生活和出工情况。郭大川也成了知青点的常客，每天早上或傍晚都会过来帮她们挑水，农闲时还会帮她们劈柴、修理农具。知青们都羡慕张翠红和王玉英，说她们在农村有个“亲妈”和“亲哥”。张翠红和王玉英也真心觉得，郭大妈就像她们的亲妈，郭大川就像她们的亲哥，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大妈和大川哥给了她俩最坚实的依靠。

时间一晃到了1974年，郭大川已经二十八岁了，还是没找上对象。郭大妈急得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四处托媒人给儿子介绍对象，可要么是对方嫌家里穷，要么是嫌郭大川年纪大，每次都没成。

有一次，邻村的媒婆来串门，她给郭大妈出主意：“嫂子，你看翠红和玉英也都二十出头了，你对她们俩这么好，她们也懂事，你看喜欢哪个，要不我从中说合说合，我看她俩一准都能愿意。”

听了那个媒婆的话，郭大妈忙苦笑着摆摆手说：“可不敢这么想！大川比她俩大好几岁哩，咱家里条件这么差，大川又不识几个字，哪敢耽误人家娃娃？她们是北京来的，以后会有大出息，就算大川打一辈子光棍，咱也不能做这种亏心事。”

这话后来传到了张翠红和王玉英耳朵里，她俩心里又感动又难受，私下里商量着，要是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多帮衬大妈和大川哥。

那年秋后，县里商业部门招工，张翠红凭着出色的表现，得到了一份招工审批表，也顺利通过了体检和政审。第一时间，张翠红就跑到郭大妈家报喜，郭大妈先是高兴，紧接着就红了眼眶，拉着她的手久久不放。“好，好，能去县里工作，是好事！到了县里，要好好工作，照顾好自己，有空了就回来看看，大妈给你做好吃的。”郭大妈一边说一边抹眼泪。

离开牛家洼那天，郭大妈和郭大川一起送她到村口，郭大妈把几个煮鸡蛋塞进她的挎包里，哽咽的再也说不出话来。张翠红也红着眼眶，一遍遍地喊着“大妈”“大川哥”，队里送行的毛驴车走出很远，她回头还能看到大妈和大川哥站在村口的身影。

1975年初冬，王玉英因为长期劳累，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还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身体越来越差，只好办理病退回了北京。离开的前一天，郭大妈特意杀了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给王玉英炖了鸡汤，让她补补身体。“回了北京，要好好治病，好好休息，别再累着了。”郭大妈一边给她盛汤，一边抹眼泪。

离开牛家洼那天，郭大妈和郭大川一直把王玉英送到了公社汽车站，一路上，他们都没怎么说话。汽车快要开了，王玉英突然抱着郭大妈，哽咽着喊了一声“妈”，郭大妈再也忍不住泪水，紧紧揽住她，呜呜哭了起来：“娃娃，常写信回来，妈等着你的信。”汽车开动后，王玉英趴在车窗上，看着郭大妈和郭大川的身影越来越小，眼泪再次模糊了她的视线。

1977年秋后，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已经在县里工作的张翠红欣喜若狂，她立刻开始复习功课，全力备考。

功夫不负有心人，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初秋，她接到了运城师范的录取通知书。去运城读书前，张翠红回到牛家洼看望了郭大妈和大川哥。那天她提着礼物走进郭大妈家，看到郭大妈正坐在院子里发愁，郭大川在一旁抽旱烟，脸色也不好看。

一问才知道，当时郭大川正准备和一个带着八岁男娃的寡妇订婚，人家想要六十块钱的彩礼，郭大妈手头只有三十多块钱，她拿不出这么多钱，也不想拉饥荒给儿子找一个带着八岁男娃的寡妇。

张翠红就问郭大川：“大川哥，你喜欢那个女人吗？”“还行，长相不赖，人也勤快，就是她男人生前生病时拉下了饥荒，她想还上饥荒再改嫁……”郭大川不好意思地说道。

张翠红二话不说，掏出衣兜里仅有的三十五块钱塞给了郭大川。郭大川不好意思地说：“这钱以后我还你……”“哥，不用你还，你给我娶嫂子，我应该送一份贺礼。”张翠红的话令郭大川很感动，他转过脸去抹起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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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郭大川和那个寡妇顺利成了亲，生活虽不富裕，却也安稳和睦。张翠红在运城师范毕业后，留在当地教书三年，托关系调回了北京。王玉英回到北京，病好以后也安置了工作，她俩一直和郭大妈一家保持着联系，经常写信，逢年过节还会寄钱寄东西回去。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张翠红和王玉英都已经退休，她们每年都会相约着回牛家洼看看。郭大妈早已过世，郭大川也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可那份情谊却丝毫未减，他们更像亲兄妹一样亲。

每次她们回山西，郭大川和嫂子都会提前做好她们爱吃的饭菜，盛情款待她俩。聊起当年在窑洞里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黄土坡上的窑洞依旧矗立，只是早已物是人非，但那份在艰苦岁月里结下的亲情般的暖意，却像陈年的酒，越久越浓，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了最深刻、最温暖的印记。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