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初春,北京的风可真硬,你那边文件批下来没有?”温玉成一边拨着电话,一边用肩膀抵住窗框。电话那头,阎仲川只吐出两个字:“还没。”短短一句,却已透露出两人等待任命的忐忑。谁也没想到,这通对话之后,他们会共度盛名,也会共尝寒霜。
1948年的锦州外围,三人并肩趴在炮兵观测所里,黄永胜用望远镜瞄准敌阵,温玉成则低声估算射击诸元,阎仲川忙着核对测图。那会儿,他们都只是四野里的年轻团级到师级干部,没人预料到,以后这几张面孔会在最高指挥机关重聚。战火把情谊烤得焦黑却也更牢,黄永胜后来在广州军区主政,手上可调配的人多,却还是爱用这两位行伍出身的“老弟兄”。这种“用熟不用生”的思路,在五十年代强调五湖四海的用人环境里显得格外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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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出现急转弯。林彪手下急需一个懂全局、又能跑部队的总长人选,黄永胜被点名北上。短短一周,他提了一份“强班子”名单:李天佑、彭绍辉兼副总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挂职,外加温玉成与阎仲川。有人惊呼这是“搬空广州军区的骨架”,可军委办事组拍板了,理由听上去简单——“用熟练工,少出岔子”。事实却更复杂: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熟人意味着信得过,信得过比资历更值钱。
同年八月,温玉成被加授北京卫戍区司令的袖标。对此,他私下对阎仲川说:“临危受命,看似荣耀,其实最危险;卫戍首都,一步走错连家门都回不去。”这句半开玩笑的话,很快就应验。林、江之间暗流汹涌,温玉成虽然只是“执行技术”的角色,却因为身处敏感岗位而陷入尴尬:既要对林的决策迅速执行,又得保持对中央的绝对服从。两头为难,骑墙难稳。
阎仲川的处境稍好。他资历浅,常委会上多听少说,连军装袖口都洗得发白,既不起眼也没把柄。黄永胜给他下过死命令:“战备方案能敲就敲,其他事情少掺和。”这份谨慎让他躲过数次聚光灯,却没能帮他在1971年秋夜划清界限。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三天,总参机关一夜之间换岗,警卫连在走廊里来回跑,查证件、封档案。温玉成、阎仲川的名字被贴上“涉林派系”标签,随后双双隔离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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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的十年,对他们而言并不只是摘星落月,更像彻底与过往告别。温玉成被下放成都军区,职务虽写着“副司令员”,实则架空。他下部队调研时常被年轻干部认作“老参谋”,连警卫也少配。阎仲川更彻底,转入军事科学院做资料校对,伏案读文件,上午标红笔,下午涂蓝笔,一干就是几年。他儿子后来回忆:“父亲晚上偶尔抬头,看墙上风纪扣还在发亮,就说,‘挺好,人没倒下。’”
1978年春,中央对林彪、江青案件作出结论,同步启动对涉案干部的复查。文件刚下去,总政、总干部部就调出厚厚几匣材料,核对笔迹、核对时间戳,冗长得像拉锯。负责组里有人嘀咕:“这些老兵到底冤不冤,很难三言两语说清。”但凭几张包含批示的原始电报,能辨清的责任逐渐明朗。黄永胜的个人用人方式在当时确实越过程序,可温、阎二人落实的是军委命令,属循例办事,缺乏主观串联。结论最后一句写道:“无证据表明其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活动。”
1982年,军委组织部在一份内部通报里宣布,温玉成按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阎仲川按兵团级待遇离休。那天,阎仲川拎着陈年皮箱进小食堂,老同事碰杯,却不喊“副总长”,只笑他“老阎,回家种菜喽”。温玉成则在离休前特意回广州军区走了一趟,在司令部院子的木棉树下站了足足五分钟,据说没有说话,扭头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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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两位老人重获政治待遇后,并没有急着写回忆录或接受采访。温玉成住成都,常到西南院校讲野战工学,却严禁媒体记录;阎仲川更低调,连单位内部刊物也不投稿。或许,他们对“副总长”三个字再无执念,手上那一方木质公章早已封存。有人替他们惋惜,认为战功与屈辱反差太大。可在老兵圈里流传另一种说法:真正的指挥员更看重战场,而非履历。
值得一提的是,黄永胜内部调人、打破条框的做法,在后来的干部制度反思中被列为典型反面教材,却也促成了军队干部条例的进一步完善。1984年出台的《军官任职条例》对跨军兵种调任、副职升正职作了更细化的流程,强调“先上会、后存档、再任命”,并将以往口头推荐改为书面评议。温、阎的经历,就像是一部活教材,提醒后来者:熟人圈子固然拉风,却往往暗藏风险;程序多一道,或许就是安全阀。
如果只把他们的跌宕归结为个人际遇,显然失之偏颇。六十年代末的权力结构,以非典型方式压缩了正常的任命通道;九一三之后,整肃风暴延伸到每一条支线,许多无辜者被裹挟。八十年代的复查不仅为个体正名,更为制度补洞。那张写着“恢复待遇、统算资历”的公文,代表的是组织对规则的再一次确认——过程虽然漫长,却也必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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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下,如果当年总参副总长的任命严格依照干部条例,多数签字、层层呈批,黄永胜或许仍能把温玉成、阎仲川请到北京,但他们被归类为“私人山头”的风险会小很多。历史没有如果,却给后来者留下足够的教训:个人友谊可以成为选人参考,却永远不能替代制度。否则,风向一变,再硬的肩章也挡不住秋风。
如今,军史档案里那几纸任命电报、封存的调查笔录、复审材料,静静地躺在冷光灯下。它们不喧哗,却说明了一个朴素道理:在权力高位时,把熟人推上台是一种本能;在风暴来临时,同一批熟人往往最先陪跑。温玉成与阎仲川走过的弧线,就是最直白的注脚——做事须守章程,用人必有规矩,兴许慢一点,但能够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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