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美军25%成精神病，数据未公开

一份解密的档案，藏着一个不该被问起的问题：在一场武器装备完全不对等的战争里，是什么东西，能让一个士兵的精神比钢铁还硬，又是什么东西，能让另一个士兵的意志比饼干还脆？

这事得从1950年那个冬天说起。

在朝鲜北部长津湖的山沟里，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列兵汤普森正趴在雪地里，冷得牙齿打架。

他手里抱着最新款的M1半自动步枪，兜里揣着能提供高热量的巧克力，背囊里还有牛肉罐头。

按理说，他这身行头，是当时全世界步兵的顶配。

可当一阵尖利刺耳的军号声从对面山头飘过来时，他感觉自己身上的派克大衣就像一层纸，根本挡不住那股钻进骨头缝里的寒气。

那声音很怪，短促、嘹亮，跟他在新兵营听过的任何一种号声都不一样。

它不像是要冲锋，更像是某种宣告，宣告着死亡游戏的开始。

紧接着，黑漆漆的山坡上，冒出来数不清的人影，晃晃悠悠地往他们的机枪阵地上冲。

那些人穿得破破烂烂，手里的家伙也是五花八门，但他们冲锋的样子，完全颠覆了汤普森在巴里斯岛训练基地学到的一切。

汤普森的教官说过，战争是数学，是计算火力和伤亡比的游戏，保存生命是第一准则。

但眼前这些人，似乎根本没把自己的命当回事。

这场后来在美国被有意无意地称作“被遗忘的战争”的冲突，在每一个从那儿活着回来的人心里，都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疤。

直到几十年后，一份编号为AF-MED-8C的美国军方医疗档案被解密，人们才从一堆冰冷的数字里，窥见了那场战争的另一个维度——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心理崩溃。

档案里有两组数字，摆在一起看，让人后背发凉。

第一组是美军的。

在战事最紧张的阶段，比如第二次战役期间，美军的“非战斗减员率”一度冲到了9.6%。

这个词听着挺专业，说白了，就是十个在前线的美国兵里，差不多就有一个人因为生病或者别的什么非战斗原因，被送到了后方医院。

奇怪的是，这个比例像心电图一样上下乱跳。

美军刚到朝鲜，势如破竹的时候，这个数字很低，大概3%。

后来停战谈判开始，大家觉得快回家了，数字也降下来了。

可一旦志愿军发起大规模反击，比如在长津湖和砥平里把美军打疼了，这个数字就跟坐了火箭一样往上蹿。

那些盖着医疗官印章的病假单，成了一些美国兵在绝望中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另一组数字，是美军情报部门对他们对手的分析。

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估算，在同样恶劣，甚至更差的环境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病勤率”低到了一个让他们无法理解的水平：0.9%。

零下三十多度，一口炒面一口雪，这是志愿军的行军常态。

他们的后勤补给线被美军的飞机炸得七零八落，很多人穿着国内带来的单薄棉衣和胶底鞋，在及膝的雪地里跋涉。

非战斗减员里，冻伤的比例远远高于生病的。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一百个志愿军战士里，因病退出战斗的还不到一个。

这两组数字的背后，不是医学问题，而是个意志力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能让武装到牙셔的美国大兵精神垮掉？

又是什么，支撑着缺吃少穿的志愿军战士往前冲？

对于汤普森和他的几十万美国同袍来说，朝鲜战场就是一个打碎他们所有常识的地方。

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习惯了用铺天盖地的炮弹和炸弹把敌人从阵地上抹掉，然后再上去打扫战场。

他们的作战条令清清楚楚地写着：当伤亡超过某个百分比，就必须后撤，呼叫空中支援。

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资产。

可他们在两水洞，在云山，在长津湖，遇到了一群根本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

志愿军的冲锋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自杀式”的。

前面一排人被机枪扫倒，后面的人会毫不犹豫地踩着同伴的身体继续冲，而且速度更快，仿佛前面倒下的人不是他们的战友，而是为他们铺路的台阶。

那种不计代价、一往无前的决死气概，对那些习惯了“理性”计算的美国士兵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一位叫罗伯特·阿克曼的陆战一师老兵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他们（志愿军）的人好像永远也杀不完，我们的机枪子弹打得滚烫，但他们还是从四面八方冒出来。

那种感觉，你不是在和另一支军队打仗，你像是在对抗一场暴风雪，或者一场地震。

你的武器再好，你也没法让地震停下来。”

这种“认知上的错乱”很快就像病毒一样在美军内部传播开来。

当他们最信赖的火力优势不再能提供安全感，当他们赖以生存的军事条令变得像废纸一样无用时，心理防线就开始出现裂缝。

“战斗疲劳症”（Combat Fatigue），这个在二战时就出现的词，在朝鲜战场上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爆发了。

这个词后来演变成了我们今天熟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很多士兵开始出现各种症状：听到不存在的号声、夜里被噩梦惊醒、无缘无故地发抖、极度的焦虑和恐慌。

他们会告诉随军牧师或者军医，说自己的“神经受到了巨大冲击”，已经不适合继续战斗。

起初，军医们还会严格筛查，但后来这种情况实在太多了，为了维持部队最起码的战斗力，他们不得不把标准放宽。

诊断书上写着“精神耗竭”，这在当时成了一种可以被部队接受的“体面”的撤退方式。

这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在装病，而是在那种极限的精神压力下，他们真的病了。

一个建立在物质优越感之上的战斗意志，在一种纯粹的精神力量面前，发生了真实的崩塌。

与美军这种相对“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相比，志愿军的打法，可以说是一种没有回程票的打法。

美军当时实行的是“轮换制”和“积分制”。

一个士兵只要在朝鲜服役满一定期限，或者通过参战、负伤积攒到足够的“点数”，就可以申请轮换回国或者去日本休整。

所以对绝大多数美国兵来说，去朝鲜打仗就像是出了一趟凶险的差，熬过这段时间，就能回家见到老婆孩子。

而志愿军，没有轮换。

一道命令下来，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从那一刻起，回家的路就只有两条：要么打到战争结束，要么就永远地留在那片土地上。

一个军刚打完一场血战，伤亡惨重，往往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新的命令就来了，立刻开拔去支援另一个方向。

战士们就像上了发条的机器，在枪林弹雨里不停地转。

在这种高强度的消耗下，他们的信念却异常简单。

子弹打进了胳膊，只要没伤到骨头，就自己拿刺刀尖挖出来，撒上点消炎粉，用绑腿布一缠，继续打。

发着高烧，走不动路了，就让旁边的战友架着，绝不掉队。

在他们的观念里，保家卫国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生病或者害怕而后退，那是祖宗八辈都抬不起头来的奇耻大辱。

每一个在身边倒下的战友，都不会让他们感到恐惧，反而会激起他们胸中更猛烈的怒火。

一位姓李的志愿军老兵晚年时，孙子问他当时怕不怕。

老人眯着眼想了半天，说：“那时候脑子里哪有地方想怕不怕？

美国人的飞机天天在头上嗡嗡地扔炸弹，把朝鲜人的村子炸得稀巴烂，就跟我们当年被日本人欺负一样。

身边的战友，早上还跟你分一个土豆吃，下午人就没了。

心里就一根筋：多干掉一个美国兵，就是给牺牲的战友报了仇，早点把他们赶回三八线以南，咱们的国家、咱们的家就安稳了！”

这种朴素到近乎固执的信念，来自于一个刚刚从上百年的屈辱中站起来的民族，对和平与尊严最原始的渴望。

他们不是不怕死，但他们更怕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新家园再次被人肆意践踏。

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美国人无法理解，也无法用炮弹摧毁的堤坝。

停战协议最终在板门店签了字。

那一天，签字现场鸦雀无声。

回到美国后，很多老兵都告诫自己的孩子：“轻易不要去招惹中国人。”

他们害怕的，不仅仅是志愿军神出鬼没的穿插战术和不要命的冲锋，更是那种他们无法理解的集体意志。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很多年里，戴维斯和汤普森们的生活都回到了正轨。

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在某个宁静的午夜突然惊醒，侧耳倾听，仿佛在那寂静的空气中，又听到了那阵来自遥远东方山谷的，凄厉的军号声。

T.R. Fehrenbach, This Kind of War: A Study in Unpreparedness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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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增，《朝鲜战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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