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刚打响，就在军事上，连续取得胜利的两位名将是谁？

“1946年7月的夜里，不能再退，老百姓可都是眼睛！”粟裕压低嗓门对作战参谋说。灯光昏黄，苏中野外的指挥所里能听见蚊虫扑扇，空气里却满是杀伐的味道。彼时，解放战争爆发不过两个多月，蒋介石已向各解放区倾泻四十余万兵力，华北与东北频频告急，连惯于攻势作战的林彪部队都被迫一路北撤。许多人判断，敌我实力差距摆在眼前，各路野战军恐怕只能硬撑等待战略转机。然而，南北相隔千里，有两位指挥员却偏要在“低潮期”硬起手腕，给反攻的时刻赢得珍贵时间。

先说苏中。7月13日，国民党华中“王牌”李默庵部十二万人越江北上，一路钢轨隆隆，企图用人数与火力彻底踩碎苏中根据地。面对这几乎翻倍的兵力，地方党、军领导会议上主张转移的声音占了多数，方案都写到了草稿纸上。粟裕却没有答应：“只要抓住机会打疼他们一次，敌人就得收缩；要是扛着行李躲，农户们会以为我们没胆子护家园。”一句话捅破窗户纸。最终，华中野战军三万人保留主力，采取调动敌军、分割围歼的设想，把“七块石头”砸向“十二只瓦盆”。

行动也颇为大胆——粟裕先让一个旅在兴化突然出现，故意留枪声吸引李默庵东调；主力则趁夜合围黄桥外围的一个师。黄桥一战仅用了不到十小时，整编第八师被打散，俘虏万余。随后，泰兴、如皋、白蒲、丁林桥……战场像七面鼓，敌军被迫连夜奔走，摸不准人民军队的主力到底在哪。到八月下旬，国民党在苏中投入的部队减少近半，七战七捷的数字传遍各根据地，“优势兵力、运动歼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成为研究范例。不得不说，这个阶段粟裕不仅赢了战场，还稳住了苏中群众对解放军的信心——老乡们学会了用茶水浇炮管降温，妇救会缝制子弹袋的劲头更足。

几乎同一时间段，黄河北岸也响起几场脆生生的胜负声。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手里有二十来万兵马，却面临华北战场成败系于一线的压力。8月底，蒋军整编第三师以坦克、榴弹炮为前锋扑向定陶，想用“长蛇出洞”切断豫皖陕三省交通。刘伯承看准这一点，果断截断敌军后路，把几路纵队编成“口袋”，一昼夜合围突击。定陶城外，刘伯承对警卫员说：“整三靠快打，慢一步它就滑走。”结果，国民党“王牌师”被端在壶口里，师长赵锡田举白旗，整师覆没。

紧接着，陇海铁路两侧炮火又起。晋冀鲁豫野战军抓住敌军前线、后方衔接出现的缝隙，连环袭击碾庄、沙土集、兰陵车站等节点，国民党1.6万人丢盔弃甲。10月巨野再战，刘邓把歼敌目标锁定在整编第十一师所属的一个加强团。有人疑惑，“打一团值当吗？”刘伯承解释，十一师号称中央军柱石，只要撕破口子，优等生的光环就会碎。事实证明他没算错：巨野一仗，敌军精锐团被成建制消灭，蒋介石不得不从徐州方向抽调新锐回援，华北的进攻节奏就此停摆。

苏中七捷与中原三捷虽然战线各自独立，打法却有共通之处：主动把自己变“小”，抓住敌军走动中的弱点，以几千对一两万，迅速啃掉局部，再闪到下一处。粟裕的“水银泻地”与刘伯承的“割尾巴”让很多参谋猛拍大腿——原来，不必非得拼正面火力，只要算准时间、地形、对手心理，枪栓旧点也能赢。

两场系列胜利还带来更深远的意义。其一，粉碎了国民党“半年解决战事”的口号。蒋介石向美军顾问发电报告时，不得不承认“共军机动能力超出预料”。其二，重新校正了解放区内部的战略士气。林彪在东北的防御压力随之减轻，华东、晋冀鲁豫也能腾出手补充兵员与粮秣。其三，为后续战略反击埋下伏笔。1947年6月刘邓率12万人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正是依靠此前打下的武器、弹药和群众基础；同年冬季苏中兵团西调，同步牵制华中敌军，为华野在鲁南集结争取整整两个月。从表面看是几场歼灭战，实则托起了后来辽沈、淮海、渡江的大棋局。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指挥员对胜利保持了异常清醒的态度。粟裕总结苏中经验时写道：“运气不是战术，胜利与侥幸无缘，关键是快，快得让对方跟不上。”刘伯承则在野战军会议上反复强调：“胜一仗不算什么，没抓住敌人全部主力，随时可能被他翻身。”这份谨慎往后几年贯穿始终，直到1948年底，华东、华中、华北三大战役先后定局，他们的警惕心仍没有降低。

1949年后，粟裕被授予大将军衔，排名第一；刘伯承被授予元帅军衔。外界常把两人并列称作“南北双锋”。如果追问“解放战争刚打响就能连捷”的缘由，大概离不开三点：洞察时局的判断力，敢打必胜的决断力，以及把人民放在心里的凝聚力——否则，夜深人静时，谁会愿意冒雨推小推车给部队送粮？

战争远去，硝烟散尽，但那几场先声夺人的胜利依旧值得反复端详。历史研究者常把战争分成“消耗期”“反攻期”“决战期”，而1946年的苏中与中原，恰恰在消耗期里打出了反攻的味道。军事史上，这种“提前量”往往比再多的弹药都难得。至于“连续取得胜利”的名将是谁？答案已写在那年的战报上：粟裕、刘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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