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揭秘：艾滋病“0”号病人的故事

自艾滋病被人类首次发现以来，科学家们除了积极寻找治疗方案外，也一直在试图解开艾滋病起源之谜。艾滋病来源于非洲的黑猩猩，是现阶段被大多数权威科学家认可的观点。艾滋病被发现的二十年后，科学家才从黑猩猩体内发现SIV病毒。

SIV和HIV同为灵长类免疫缺陷病毒，基因十分相似。SIV为猴免疫缺陷病毒，HIV为人免疫缺陷病毒。他们认为，SIV病毒变异后，从猿猴传播到了人类身上。上个世纪20年代，准备上山狩猎黑猩猩的非洲人。

那么问题来了：黑猩猩又是怎么把病毒传染给人类的？

现在大多数艾滋病专家认为，这与非洲一些国家有捕食猿猴的习惯有关，他们在屠宰或食用的过程中被感染了病毒。所以，不要再乱猜想人类跟黑猩猩有什么PY关系了。（那鬼知道有没有肮脏的PY交易）

非洲农贸市场贩卖的黑猩猩肉，价格只有其他肉类的几分之一，被称为穷人的蛋白质不过，以上的观点都只是最合理的推测，艾滋病起源之谜到目前还不算真正解开。

毕竟第一次将病毒传染给人类的黑猩猩，或是第一次把艾滋病传染开来的病人，已经没办法找到了。虽然，这些最原始的病例无从考证，但“第一个”将病毒传入美国的人却有迹可循。

他就是被称为艾滋病“0号病人”的盖尔坦·杜加（Gaetan·Dugas）。“零号病人”，是指第一个得传染病，并开始散播病毒的患者。在流行病调查中，也叫做“初始病例”。

因为“0号病人”这个错误标签，杜加被认定为把艾滋病带到美国、性生活混乱，并且恶意传播艾滋病的反社会分子。这个不幸患了艾滋病的可怜虫，还被指为艾滋病疫情的“源头”，受尽了千夫所指。

年轻的杜加

直到上一年年末，研究者才通过历史和基因分析，洗脱了他身上的罪名。原来杜加并非臭名昭著的“零号病人”，他只是成千上万被感染HIV的一员，更不是他把艾滋病带到美国来的。然而，这场闹剧已持续发酵了近30个年头。

空少杜加

盖尔坦·杜加，出生于1953年，是一位法国国籍的航空乘务员。他相貌英俊，身材建硕挺拔，还带着轻柔的法国口音。这样的条件可以说是迷倒了一大票年轻小伙子——没错，他就是同性恋者。

从20岁起，他就成了一名加拿大“空少”。在飞行之余，他每到一处就会去各个城市的同性恋聚集地嗨，如gay吧和桑拿房等。英俊的外貌和极具亲和力的杜加，在同志圈子里大受欢迎，他也很享受这种生活。然而，他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

卡波西肉瘤

1980年夏天，杜加的身上无端端长出了许多红疹和紫斑。他随后便被医院确诊为卡波西肉瘤。卡波西肉瘤：Kaposi Sarcoma，简称KS，当时是一种多见于男同性恋人群的皮肤癌，故被称作“同志癌”。

杜加和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并不知道这是艾滋病并发症的一种。他只知道，自己是众多同性恋中倒霉的一员，也没有想过这种疾病竟可以通过性生活传播。所以除了积极参加化疗外，乐观的他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

因为接受皮肤癌化疗，他的头发不断脱落。后来，他就索性剃了个光头，并在头上系一条豹纹发带，是当时最为时髦的打扮。然而，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乐观和积极变得简单。

1981年6月，美国疾控与预防中心就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介绍了5例艾滋病病人的病史（那时候还没命名为艾滋病，杜加并不在这份名单上）。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有关艾滋病的正式记载。

然而，官方唯恐造成社会恐慌，并没有像大众透露太多该方面信息。他们只是打算悄悄地调查，把这种疾病的传播源头搞清楚。1982年，美国疾控与预防中心，就将目光投向了男同性恋中高发的卡波西肉瘤。

当时有卡波西肉瘤的同性恋患者可不止杜加一个，但就只有杜加最配合调查。

不过，也就是他的异常配合，导致了后面的悲剧。调查人员希望他提供五年内的性伴侣信息，协助他们弄清这种免疫缺陷症的传播方式。

同其他患者的缄默和记忆模糊不同，杜加表现得十分配合。他不但专程从加拿大赶到美国亚特兰大，接受详尽的生化检查。此外，还自爆出了让人惊讶的性史，列出了72位性伴侣名单。

根据这份名单，疾控中心的人也顺藤摸瓜地找到了这些人，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结果显示，很多杜加的情人，或情人的情人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症。杜加的坦诚，使研究人员认识艾滋病及其传播途径的进程大大加快。那年的9月，疾控中心就向把这种疾病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

为了方便研究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疾控中心的调查员将所有关联的病人，以城市和序号的方式进行标注。

例如这批病人来自洛杉矶，则标注为LA1、LA2、LA3...

而另一批病人来自纽约，同样标注为NY1、NY2、NY3...

然而，在这组美国艾滋病关联图中，杜加是唯一一个加拿大人。所以便用字母O来代替，表示“ Outside-of-California ”。问题就出在这个字母“O”上。因为和数字“0”长得很像，很多研究人员都误以为这个字母“O”是数字“0”。就在这么一个乌龙中，杜加成了所谓艾滋病的“0号病人”。

《美国医学杂志》上的“Patient 0”

这份错误的报告把杜加称为“0号病人”，并发表于《美国医学杂志》上。这“0号病人（Patient 0）”和代表疾病起源的“零号病人（Patient zero）”，只是写法不同而已。当时报告一出，媒体哪管什么是Patient 0和Patient zero就直接炸开了锅。

虽然研究人员一再澄清，并没有证据表明杜加就是把艾滋病带到美国的罪魁祸首。但每一个报道都对杜加非常不利。

虽未指名道姓，但报道时处处暗示着这位经常往返加美的加拿大空少，就是美国艾滋病疫情的“源头”。本来同志圈子就小，大家一下子就猜到了，杜加就是这位“0号病人”。曾经情人对他怒不可遏，曾经爱慕他的人也对他充满鄙夷，每个人都在有意地疏远他...

在艾滋病的世界里，比病毒本身更可怕的是对艾滋病群体的冷漠、误解、恐惧和歧视。1984年，刚满31岁的杜加，在病魔与舆论的双重折磨下离开了人世。然而，他的离去并没有带来片刻安宁，这场闹剧仍在不断发酵升温。

兰迪·席尔茨

当时野心勃勃的记者兰迪·席尔茨（Randy Shilts），正在写一本关于美国艾滋病的书，想要解释艾滋病是如何席卷美国大地的。同时，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可以在这位“0号病人”上作点文章。

《And the Band Played On》

在《And the Band Played On》一书中，兰迪即使没证据说明杜加就是美国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源，但却一直用“0号病人”称呼杜加。最重要的是，他还把杜加描述成一个具有反社会人格的艾滋病恶棍。

称他在得知自己患病后，仍故意通过性行为散播艾滋病病毒，还推测说杜加共有2600个性伴侣。

1988年的新闻，标题声称已找到艾滋病的起因

那时正处于同性恋轰轰烈烈争取平权的时代，媒体对同性恋话题本来就敏感。

艾滋病的出现，更是被称为“同性恋”瘟疫，大肆宣扬。这下可好，这书一出，在社会上可谓引起轩然大波。各路媒体纷纷引用兰迪书中对杜加的描述，惊人的性史和恶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成了抨击这位已故人士的有力武器。

当时《纽约邮报》的头条就是，“那个把艾滋带到我们身边的男人”谣言不断发酵，“艾滋病哥伦布”、“没良心”、“反社会人格”、“美国艾滋病传染源”、“疯狂滥交”等标签，牢牢地贴在他的身上。

在之后的30年里，几乎没有人会质疑故事的真实性，更没有人想要提起杜加对艾滋病研究的巨大贡献和牺牲。

毕竟，在这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总要有人出来接受整个社会的愤怒。杜加自然也成了美国艾滋病传播史中，最臭名昭著的替罪羔羊。各种歧视、谩骂、误解、愤恨全部发泄到杜加的身上，就连杜加的家人也难逃此劫。

Hero or Criminal？

但杜加真的有如此不堪吗？2016年3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利用最新的技术手段“RNA jackhammering”，重新分析了70年代来自纽约和三藩市的8份男同性恋艾滋病血样，并与杜盖的血样进行了对比。

分析表明，杜加的病毒更像是后来变异的HIV，在杜盖患病之前，HIV病毒早已存在于美国大地。这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正式把杜加身上“0号病人”的标签摘除，社会对他的误解也终于消除。此时，杜加已经去世32年。

参与研究的剑桥大学的理查德·麦凯说，杜加当时只是个青少年，不太可能拥有如此活跃的性生活，更不可能与2600人发生性关系。他更不是媒体口中所说的反社会人格，在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他都积极地参与艾滋病组织的志愿工作。

就算有情人邀请他发生关系，他都竭力避免，有意地在弥补年轻时犯下的错误。

1983年，杜加在温哥华的一个艾滋病论坛上发言。当年，还多亏了他的积极配合和提供的72名性伴侣的名单。疾控中心关于艾滋病和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研究，才得以进展顺利。

对待艾滋病，我们需要的是研究，而不是歇斯底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想得艾滋病。就算是真正的“零号病人”，也只是不幸被病毒侵噬的其中一位而已。把某个人，或某个群体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对消灭艾滋病也并没有任何积极的作用。

啥也不说了，因为说啥也没用！大家还是注意安全吧，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洁身自好。拒绝毒品，不乱输血，不滥交，随身携带安全小气球！不然的话，怎么得的病你都不知道，那就惨了！！！